从此，一天到晚我重又浸泡在失望里，隐隐地难受。我不理解张天翼，只觉得自己是被遗忘的。这种心情，直到几十年后，经过了几十年痛苦之后，才慢慢悟出当时张天翼对我这般冷淡的因由，我是不能责怪朋友的。我是陷在那样一个泥潭里，敌人又捏造和散布了许多谣言假象，为什么朋友们不应该对我采取谨慎疏远的态度？为什么当时我没有想到，凡过去认识我的，知道我的，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可能要揣测我，估量我，甚至更有所怀疑呢？我应该理解国民党和他们执行的阴险政策把我推到一个被审查的地位，我首先应该设法取得朋友对我的信任。我怎能主观地以为谁都应该相信我，毫不怀疑我而真心帮助我呢？
以后在南京，我再也没有去过那幢楼房。后来我搬到苜蓿园去后，天翼来看过我，而且最后在一九三六年，还是他带来了党给我的信息，并且由他的外甥女陪同我一道离开南京去到上海。因此我对他一直是充满着感激，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年他为我冒过的风险，给予我的慷慨的有效的援助。
十九、方令孺的友情
一九三四年九月底我在医院生了祖慧。我这时的心境像掉进了枯井那样幽暗与悲伤。回忆一九三〇年我生了祖麟，只两个多月，他父亲就被捕，三个月他父亲就被杀害了。我不得不把婴儿送回湖南交托给我母亲，我只身返回上海，继续苦斗。一个做母亲的，一个有着母性本能的人已经太难忍受那抛离亲生儿子的痛苦了；而这个女孩却使我更加悲苦。这不是我希望有的，但是我生的。我能把她丢到垃圾箱里去吗？我能把她送到育婴堂孤儿院吗？我能留给她的父亲，让她终生也蒙受羞辱吗？我只能把她留在我的身边，我是母亲，我应该对她负责，不只哺育她成长，而且要尽心守护她，不让她受羞辱，尽心教育她，使她成为革命者。因此我得首先背负着一时无法分说的耻辱，也许还得就此终我一生。十月半我从医院搬到中山大街。因为我不愿再回到螺丝转弯，我要离开那变相的地狱。在那里我们的前院旁院都住着一些身份暧昧的人；进进出出我都得经过他们的住处，任人侧目审视。我常常喊叫，既然说是自由居住，就应该让我自己去租住民房，无论如何我是不回那住过的地方。因此，当我住院时，冯达和姚蓬子几次商量，才租了这幢房子。这是在中山大街向东拐进去的一条小街上的一幢小楼，上下各三间。我们一家住在楼上，姚蓬子一家住楼下。在这里大约住了两个月，我几乎没有下过楼，国民党也没有派人再来这里骚扰我。我在这里只是养病。不过意外的，我在这里却遇见了一个终身难忘的朋友。
十月底的一天，方令孺女士作为不速之客忽然降临了。她那时不到四十岁，长得很好看。她的眼睛由于甲状腺肿大，动过手术，显得稍稍有点突出。但她的那种温柔大方却使我很注意。她的身后站着一位十五六岁的俊俏的少女，乃是她的大女儿陈庆纹。她谦虚地自我介绍道：“我叫方令孺，是特别来看你的。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我非常同情你的遭遇，我很喜欢你的小说。我想你在这里一定太寂寞，我能为你分点忧愁吗？有什么事我能帮助你吗？”怎么听到的又是这一番话！我不免用怀疑的眼光望着她，心里在想，是否又是国民党派来的？她要干什么呢？她看见我很冷淡，便不多说；只对我的母亲表示一点尊敬，说了几句恭维话，又对我的子女称赞了几句。然后便文静地告辞了。我不安的心还在嘀咕：“真是莫名其妙。”
她怎么知道我的住处的，当时忘记问她了。我压根不曾想到我的住处能够保密，我以为任何人都可以随便闯来的。此后，她每过一个月，或两个月便来我这里一次。她从不同我谈政治，也不问我的生活情况，只是点点滴滴同我谈她的心曲，如读书后的感想，多半是些外国书，翻译过来的，或还没有翻译的。谈她认识的一些文人的印象，这些人多半是我不认识的，是她在青岛大学的一些同事，老一辈的所谓新学家。这些她都当故事娓娓道来，在我只有一颗十分空虚的、寂寞的心的时候，也能勉强听下去。后来她便谈她的家庭生活，她的不幸的爱情。谈这些她也不动感情，只是放在心底，仍然像在讲一部写得非常细腻动人的小说。我真同情她。好像中国的老老少少的妇女，都能引起我的同情，特别是像她这样有着一颗美丽的心灵的知识分子。后来我也到她的家里去。她住在我这条街的对过，叫娃娃桥。她是著名的桐城派方东树的后裔。她的那个大家庭是一个亦官亦商的人家，有很多房子。她住在侧院的三间大厅，后边是院子，前边是小花园。绕过她的厅子，还可以进入她家的一个更大的花园，只是那个园门不是常打开的。她住的三间厅子布置得很好。她带着三个女儿，用一个娘姨。她的丈夫另有外室住在上海。她家里非常安静，很少客来。我慢慢认识到，我和她来往，是无害的，便逐渐放宽了心。后来，一九三六年我和党取得联系，就曾把她的家作为党与我通信联系的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