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斯洛夫还以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和女儿拉达为例，说明他个人家庭的政治作用，其实这也是言过其实子虚乌有，他们在有关国家大事方面丝毫没有影响。不过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大肆吹捧确实是报刊广播工作的一大特点，但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识形态委员会和宣传鼓动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通常在报刊广播中专事歌功颂德的并不是局外人，而是中央委员会的要员们。即便在主席团内阿谀奉承之辈也不乏其人，因为若是认定主席团所有成员都会在赫鲁晓夫的蔑视下忍气吞声，而不经常以讨好谄媚之词为自己消灾解难，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3．中央委员会撤去赫鲁晓夫女婿阿朱别伊《消息报》总编的职务，因为他根本不能胜任工作，只会溜须并且不负责任。他僭行了影子外交部长的作用，企图干涉最高决策层的外交工作，混淆驻外大使的视听。有一次访问西德时，阿朱别伊用轻蔑的口吻谈到瓦尔特·乌布利希，结果后来我们党花了好大力气才安抚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确实，阿朱别伊负有一定责任。他是个极其能干的记者，在他领导下，《共青团真理报》和《消息报》办得有声有色、引人入胜，拥有大量的读者。至于赫鲁晓夫有时派他到某些西方国家收集有关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情况，也无可指责；因为比起官方活动，非官方的试探有时能更多地了解内情，获得更多的成果。但是阿朱别伊喜欢酗酒，在某些场合下或许不够谨慎。他已是二十二大上选出的中央委员，尽管身居要职，他却时常把政治和玩笑混为一谈，这些都有可靠的事实佐证。而这两者之间却极少有融为一体又乐在其中的时候。
4．赫鲁晓夫把州委划分成两个平行组织，一个工业州委，一个农业州委。这种做法在管理上引起了很大混乱，结果致使两个孪生性政党的出现，一个是工业党，另一个则是农业党。
赫鲁晓夫此举的确很不恰当。但是苏斯洛夫却没有指出，那个倡议是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正式提出并获准通过的，而那次全会和时下正在举行的中央全会并无两样。
5．赫鲁晓夫提议用政治部门取代现存的农业管理机构。他的建议书还对这些新的专业化部门在有关畜牧业和种植业上的职责做出了规定，然而中央主席团认为建议显然不可行而未加采纳。
对于这一点指责，没有什么好辨解的。
6．赫鲁晓夫以为自己在农业、外交、科学和艺术等方方面面都是行家里手，而且对所有妨碍他的人都吹胡子瞪眼。譬如，有一次在民主德国，他曾毫不踌躇地指示当地农场工人如何管理农场，一举一动俨然象是在我国的某个加盟共和国。不仅如此，许多由中央委员会准备的文件都署上了赫鲁晓夫的大名，似乎文件中的精辟结论都应归功于他一样。
这些批评的第一条是有道理的。赫鲁晓夫向来都闲不住。有一次，他竟然班门弄斧，在有关玉米播种的正确方法上对美国的玉米种植专家罗斯韦尔·加斯特指手划脚，结果加斯特不得不表示异议。
苏斯洛夫的第二点指责便纯属鸡蛋里挑骨头，不值一驳。在有关公报、迎送致辞以及致送他国政府首脑的函件上署上苏联总理的大名，全系通行惯例；而且在起草讲稿、报告和公开声明时找人帮忙，亦属正常做法。苏斯洛夫本人发表许多讲话，其文稿就经常是由党中央工作人员为之捉刀拟定的。赫鲁晓夫对于将要署上自己大名的文件一向谨慎小心，在准备过程中往往亲自过问，这一点苏斯洛夫却没有提及。赫鲁晓夫并不仅仅满足于拿过别人写好的讲稿照念一遍了事。
7．赫鲁晓夫对中央主席团委员提出的要求过于苛刻，以至决难办到。例如，他让大家在短短的45分钟之内便要以书面形式对他的建议书表态。结果，每次磋商都不过是形式而已，主席团的碰头会成了走过场。
这些批评有些真实之处。赫鲁晓夫有时确实强迫别人对自己的行动做出快速反应，但是在有几次重大的国际性危机关头（古巴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形势根本不准许从容不迫地进行讨论。如果说中央主席团碰头会时常流于形式，那么主席团其他成员自己也应承担不可推脱的责任，也应当受到批评。向赫鲁晓夫提出异议决没有抵制斯大林行动那种杀身之祸的危险。当然，有些问题上也要担风险，但充其量不过是在党内丢了乌纱帽，而这种事件毕竟少之又少，并不多见。
8．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工业管理工作被弄得极其繁乱复杂，结果国家各部委、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等各级主管部门都变得机构臃肿，运转不灵，效率低下，工业本身也是这样；工业生产力较之以前旧管理体制下的生产力，还显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