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有关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的问题。赫鲁晓夫获知该农学院的科学家不同意自己的农业政策后，便下令将它迁往边远地区，（这时赫鲁晓夫插话为自己的决定辩解一句：“他们在城里种田纯属瞎费劲”。）这一决定使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十分恼火。赫鲁晓夫的同事们想方设法为延迟这所农学院的搬迁计划建立了各种委员会，要明白，这所学院已在莫斯科建立了100多年，总之，他们抵制了他的指示。但赫鲁晓夫最后在某一天还是发现该学院仍在莫斯科，于是下令该学院不得再行招生。因为学生逐年减少，学院里越来越多的教师只好离开学校另谋工作。
对这一批评，赫鲁晓夫毫无疑问应当承担责任。把苏联农业部和俄罗斯联帮的农业部全部迁到莫斯科之外几百公里的远处，设在国营农场附近，这一决定显然是荒唐之举；在这时赫鲁晓夫还要一意孤行地对这所农学院施以高压，这就是彻底的专横行为了。
14．赫鲁晓夫为取消休耕地和集体农庄庄员的自留地，发起了一场完全错误的运动，结果那些已被充公的土地又闲置无人耕种，听任杂草丛生，最终还得庄员们去除草。他还全然不顾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极烈反对，竭力为李森科的胡说八道大加辩解，甚至提出要苏联科学院为李森科的朋友留出两个院士席位。当萨哈罗夫对这两个人的候选人资格提出质疑时，竟遭到李森科的辱骂。李森科对自己的门生遭到拒绝一事极为不满，并将此事禀报赫鲁晓夫。于是赫鲁晓夫竟威胁要解散科学院。当柯西金对哈萨克谷物播种工作表示有所关心时，赫鲁晓夫又认为这是对他个人垄断的领域进行干涉。在许多州内，虽然国营农场获利不大，他仍然鼓吹以国营农场来取代集体农庄。
苏斯洛夫这些批评完全正确，何况这些指责还不是全部。赫鲁晓夫的行动违背了1953年和1954年中央全会的有关决定。农民自己养殖的家畜遭到重大的打击，自留地上的作物大大减少，以致土豆和其他蔬菜的价格普遍上涨：公家的农产品又很少，结果无法改变市场失调的局面。另外，赫鲁晓夫不分黑白不分是非无条件支持李森科那套伪科学的理论，这也直接损害了他本人的声誉。
15．赫鲁晓夫对其他国家的承诺以及他在处理与别国的一般关系时，经常不分青红皂白而且大手大脚。他向纳赛尔和阿密尔二人的授勋简直毫无道理，他许诺帮助伊拉克铺设一条长达600公里的铁路，而当时苏联自己每年修建本国铁路的能力也不过如此；他还下令让苏联工程技术专家为印度尼西亚建造一个体育馆，却根本不顾这个国家极为贫困的现状；在出访斯堪的纳维亚时，他携带家眷同行，结果授人以柄，让西方报界把这次访问称为“家庭出游”。
的确，授予埃及的正副总统苏联勋章太唐突，而且在政治上也让人贻笑大方。赫鲁晓夫在批准向某些国家提供经援时大手大脚的作法也是属实之事。（顺便说句公道话，他曾敦促苏加诺总统把这笔钱用在对印度尼西亚益处更大的工程上，而不是修建一座体育馆；但苏加诺要的就是体育馆，其用意也许就在政治而非体育。）至于到斯堪的那维亚的那次旅行访问，随赫鲁晓夫同行只有其6位家庭成员，而不是苏斯洛夫说的全家12人；但是苏斯洛夫还弄错了一点，事实上这次访问的费用全是东道主承担的，他们的盛情款待这回却被人利用了作为攻击赫鲁晓夫的借口。
上述这些指责便是苏斯洛夫起诉书的主旨要义，此外都是一些枝节琐事上的批评。在发言最后，苏斯洛夫向与会者提出了问题：“在从前的情况下，难道我们能尽早迫使赫鲁晓夫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吗？”其实赫鲁晓夫早就多次受到同事的告诫，但提出劝告的同事无不受到他傲慢自负的断然拒绝。苏斯洛夫宣称，比起清除死者的个人崇拜，同活人的个人崇拜进行斗争更为艰巨。当年斯大林是以用肉体消灭来压制批评，而赫鲁晓夫则是从道义上挫败反对者的。把他撤职并非软弱，而是力量的表现，而且这一点要引以为诫。
在整个会议过程中，赫鲁晓夫可能始终是缄默不语，但他以前的许多同僚却不然。苏斯洛夫的报告多次被人打断，插话都充满着对赫鲁晓夫的敌意，结果苏斯洛夫据此得出了最后结论：“根据党中央委员们的意见，这次全会显然是赞同中央主席团有关赫鲁晓夫问题的决定，因此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他遂即向中央全会递交了决议，并获得一致通过；决议宣布：“鉴于年事已高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尼·谢·赫鲁晓夫的一切职务”。中央委员会还通过了另一项决议：一个人不能同时担任党中央第一书记与部长会议主席这两个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