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赫鲁晓夫在联大全体会议上发言，讲话随后便以“给所有的殖民地国家人民以自由和独立。解决普遍裁军的问题”为题印刷成文广为散发。这篇讲话以及恩克鲁玛、卡斯特罗、铁托和纳赛尔等人的发言，在国际舆论界激起了一片喧腾相形之下，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的讲话则平淡无奇，引起的反响也大为逊色。在大会开会期间，赫鲁晓夫接受的记者采访数不胜数，举办的招待会更是难以胜计，他会见的国家领导人也同样多得不胜枚举，其中仅声名显赫者就有：尼赫鲁、苏加诺、铁托（这是苏南领导人经历了几年疏远冷漠和相互指责之后的第一次见面）以及麦克米伦。
虽然有的国家首脑只在纽约停留几天便回国，将后面的工作统统交给自己的外交部长处置，但赫鲁晓夫却在此地停留了三个星期之久。9月30日，赫鲁晓夫在大会发言，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当西班牙代表起立答辩时，赫鲁晓夫竟拂袖而去，退出了会场。他还曾多次动用自己的答辩权，有时还大发雷霆，根本不遵守联合国大会的会议规则，在自己的座席上大呼“反对”以打断发言者的讲话。当然，联大的每次辩论并非全都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但有两次赫鲁晓夫确实做得太过分，让人贻笑大方。第一次他突兀地打断了菲律宾代表的发言，称他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于一个刚刚获得独立国家的堂堂代表说这种话，显然是粗暴无礼的，而且也是不公正的。（后来在一个较长的答辩中，赫鲁晓夫又指称同一位代表“还不是个坏家伙”，试图将这一事件轻描淡写地敷衍过去。）第二次，他竟脱下自己的皮鞋猛敲面前的桌子，想用这种方式打扰一位西方国家代表的发言。后来，赫鲁晓夫的乘龙快婿阿朱别伊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发言时，居然还把赫鲁晓夫的这种“恶作剧”牵强附会地吹捧成是他岳父同帝国主义坚决斗争的一种壮举。但在当时，赫鲁晓夫的这一举动遭到了联合国官员的指责，苏联代表团也因违反议事规则而被罚款一万美金。
10月14日，赫鲁晓夫飞回莫斯科。这里已是积案如山，只等他来从速处置。而头等重要的大事，就是为又一次各国工人党共产党的国际代表会议进行准备。当时，苏联党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分歧已愈演愈烈，这表明在当时确有必要召开这样一次国际会议。
与中国的冲突实际上早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即已形成了，因为这次大会很快便影响到苏联的对外政策以及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有关的若干问题上。而后，1960年初的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印之间的边界从未得到确切的勘定，而这些边界距双方的政治中心又都是迢迢千里。当时，苏联既印发了中国关于冲突事件的文件，也披露了印度方面的有关材料；并且自告奋勇，表示愿意从中斡旋调停。这一做法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万分愤慨，因为中国领导人一直以为他们的苏联盟友会毫不迟疑地全盘接受他们有关边界事件的说法。但实际上苏联却一直保持中立，因为苏联专家不相信中国的立场是正当合理的。应印度的邀请，苏联派出伏罗希洛夫、科兹洛夫和叶·福尔采娃赴印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与此同时，只是向中国递送了一封情绪高扬的信函。对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中国更是恼怒。
1960年2月6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建议中苏两党领导人举行会谈。4月5日，苏联政府又正式邀请毛泽东来苏访问。中国方面对这两次建议都置之不理，未给答复。但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中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责1957年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宣言所提出的观点和主张，虽然中国代表当初曾签字表示同意这些内容。6月末，苏共中央委员会向各国共产党分发了一份《通报备忘录》，批驳了中国党领导人的理论观点和荒谬主张。反过来，中国领导也致函其他共产党的领导机构，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
党与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很快影响到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中国，许多苏联专家被指责为保守主义，指名批评苏联共产党的文件也逐级下发传达。苏联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报复措施，7月16日，中国外交部长被告知所有的苏联专家将被召回国内、撤出中国。这样的决定或迟或早总是要做出的，但在1960年，这一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失之草率莽撞，过于唐突。然而它明确地表现了赫鲁晓夫的烦恼和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