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铁托的桀骜不驯，赫鲁晓夫极为恼怒。1958年5月，苏联又猝不及防地拒付原定给予南斯拉夫的贷款。依照1956年达成的协议，苏联须在6-7年内向南斯拉夫连续贷款，其条件也极其优惠，远胜于西方债主向南斯拉夫提出的条件。1956年时，苏联自己也根本没有多少剩余资金，因此，拨给贷款实际上是对南斯拉夫的一种怀柔笼络。但此时，赫鲁晓夫认为这一举动过于宽厚优待，因而他未做任何说明就下令取消贷款。从法律的角度看，赫鲁晓夫当然是不对的。因为协议已经达成，白纸黑字，一清二楚，而且南斯拉夫已经根据这些贷款所指定的用途开始兴建化工厂了。
苏联与埃及的关系不断升温。1958年1月，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当时，埃及和叙利亚合并为一个国家）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苏联，两国签署了一项关于今后合作问题的协议。4月底，莫斯科为纳赛尔总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他当时在苏联访问达两周之久。苏埃两国之间的经济和军事——政治联盟初具规模，赫鲁晓夫对这个联盟相当重视。不久，几百名苏联专家被派到开罗，帮助埃及发展工业，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军队。
1958年夏季，中东局势波谲云诡、日趋紧张。在伊拉克，亲英的努里——赛义德政权被推翻，约旦国王侯赛因的统治也危在旦夕。黎巴嫩的基督教派总统加米耶·夏蒙惊恐万分，担心自己的政权支撑不住。在他的吁请下，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登陆。而这又引起了其他几个阿拉伯国家的提心吊胆。苏联同美国迅速交换了若干外交照会，纳赛尔又飞赴苏联进行短暂的工作访问。很显然，他访苏的目的就是寻求苏联军队的直接支持。但是，西方国家并不希望看到苏联军队开进叙利亚或其他几个国家。不久之后，美国军队便从黎巴嫩撤出。
为了推行自己的对外政策，赫鲁晓夫认为必须利用外交照会来阐发苏联政府的观点，同时还应当借助报刊来扩大宣传。他非常了解新闻界的重要性，特别是西方国家新闻界所占据的“无冕之王”的地位。因此，他常常像接待外国政府首脑和外交官一样，不遗余力地安排同新闻记者的交谈。在1958年的最初几个月里，赫鲁晓夫就分别会见了许多西方新闻界人士并且不厌其烦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这些新闻界人士包括；德国出版商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尔和《世界报》主编汉斯·策勒；美国《时代》周刊外事部编辑艾弗腊克·麦克唐纳；墨西哥《至上报》记者曼怒埃尔·梅希多。他还接见了波兰《人民论坛报》记者团；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塞尔格·格鲁萨尔；美国《商业日报》的代表埃里克·李德尔和海因茨·卢迪克；意大利《时代报》记者朱塞佩·帕洛齐；希腊报刊发行人克里斯托斯·兰勃拉斯基；澳大利亚《墨尔本先驱者报》记者约翰·华特斯。赫鲁晓夫不仅接见民主派报刊的代表，而且也会晤右翼新闻界的关键人物。例如，赫鲁晓夫会晤过美国报纸公司的负责人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在苏联报刊上，这个名字以前一直是“黄色的”反动新闻界的同义词。赫鲁晓夫与新闻记者的长篇谈话通常是经过双方核实同意后，同时在记者所属国家和苏联的报刊上全文发表。这些谈话的记录文字表明，对于采访者，赫鲁晓夫经常施展身手，圆滑机敏地对待之；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他总是卖弄才华，婉转巧妙地应付之，通常是狡黠地回避要害，王顾左右而言他。赫鲁晓夫同西方主要报刊派驻莫斯科的记者长期厮混在一起，逐渐与之相识熟稔，因而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他经常不需他人介绍便直呼其名。
1958年期间，在不为外界所注意的情况下中苏之间的裂痕逐步扩大。除了中国领导人不赞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发批判之外，在最近几次各国共产党会议上又开始暴露出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分歧。特别是对赫鲁晓夫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乐观估计毛泽东极不同意，他指责这种估计是一种路线错误。反过来，中国声名狼藉的“大跃进”初现弊端，使得中国又向苏联提出了大量的新需求。而对此，苏联并没有立即答允。私下里，赫鲁晓夫对中国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也颇有微辞，并宣称这是一种陈旧过时的东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始终相互敌视，关系一向紧张。但在这时，在某种程度上为了转移对“大跃进”失败的视线，新的变乱有可能立即发生。由台湾控制的金门岛离大陆并不远，正是围绕着这些岛屿双方爆发了冲突。中国大陆的炮兵开始重炮轰击小岛，军队也在与之隔海相望的大陆海岸集结待命，摆开了夺回这些岛屿的架势。为了显示对台湾的支持，美国又开始介入，其海军舰只和飞机挑衅性地频繁侵入中国的领海和领空。北京随之向美国发出了“第一次严重警告”；尔后这种警告很快便积十上百，无计其数。赫鲁晓夫将苏中双方的分歧撇在一边，对中国进行了三天访问，其间几次同毛泽东见面会谈。后来得悉，正是在这次访问中，中国方面强烈要求制造一枚自己的核导弹以供发射。然而，苏联并没有答应中国的这个要求，没有将援助扩大到原子武器领域。赫鲁晓夫仅仅承诺，一旦中国与美国发生严重的冲突，苏联保证全力以赴地支持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