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即1959年），对赫鲁晓夫来说是极为紧张的一年。早春时分，应民主德国政府的邀请，赫鲁晓夫参加了来比锡国际贸易博览会的开幕式，接着又进行了一周的访问。他的演讲和答记者问几乎每天——肯定是每周不少于三次——都在报纸上大字刊出。他的许多讲话常常是即兴之作，结果，报纸编辑在对之进行整理以供发表时总是要使出浑身解数才行。例如，3月7日在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发表了一次令人极感兴趣的长篇讲话。但直到3月27日，讲话全文才姗姗来迟地见诸《真理报》。
回到克里姆林宫后，赫鲁晓夫接见了英国国会议员哈罗德·麦克米伦，接待了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之后，他又在5月底率领党政代表团访问了阿尔巴尼亚。苏联报刊在刊载有关这次访问的新闻报道以及赫鲁晓夫和恩维尔·霍查的几次讲话时，竟还意犹未尽地加上了通栏大标题“万古长春的友谊”。对于苏阿之间充满了难言之隐的相互关系而言，这种表述实在是让人贻笑大方。在斯大林当政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也曾发起过针对党内干部的残酷野蛮的逮捕和迫害。党和国家许多杰出卓越的领导人被冠之以同情南斯拉夫或反对霍查和谢胡领导集团的罪名而惨遭杀害。苏南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恢复，特别是对斯大林罪行的揭露置阿尔巴尼亚现任领导于进退维谷之地。但他们执迷不悟愚而自用，既不愿为本国以前的所谓“罪犯”平反昭雪，也不想同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然而，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部、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一级，都产生了反对霍查一伙的派别。他们要求改变党的方针政策，恢复那些已被处死的共产党人的名誉。这个反对派的某些成员还跑到莫斯科，向苏联领导集团通报了阿尔巴尼亚国内令人无法容忍的局势，寻求苏方支持。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委员会都未进行直接的干预。
在此同时，阿尔巴尼亚又开始了新的清洗。中央政治局委员利丽·盖加遭到逮捕，中央委员会的利丽·贝利绍娃和科乔·塔什科也一同被捕。尽管赫鲁晓夫向霍查发出了个人呼吁，尽管利丽·盖加已身怀六甲，但她和她的丈夫还是惨遭枪决。赫鲁晓夫访阿之后不到两年，阿尔巴尼亚就全盘告断绝了同苏联的一切关系，而且成为最为激烈地谴责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个人的攻击者之一。
对改善与美国这一强国的关系，赫鲁晓夫开始日趋重视起来，并且迫不及待地寻求推动实现缓和的途径。一年前的1958年8月，赫鲁晓夫曾热情款待了美国知名人士、企业家兼金融家赛勒斯·伊顿。此人的知名就在于他一向为美苏之间结成更加亲密的关系而奔走呼告。也正是在他的发起下，美苏两国科学家和知名人士开始定期聚会以谋求相互了解。这类聚会随后便以第一次聚会地点为名称而成了著称于世的“帕格沃希运动”。伊顿曾和赫鲁晓夫一起在克里姆林宫附近游览者的人丛中闲游漫步，不少普通的苏联人纷纷兴高采烈地向赫鲁晓夫问好致意。他们之间这种轻松随便的关系使伊顿大为惊诧。（实际上，赫鲁晓夫总是得心应手地利用这类机会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一次，当他带着铁托去一家咖啡馆品尝冰淇淋和咖啡时，他忽然发现他和他的客人都身无分文，结果一个卫兵借给他10个卢布。当然，对政治家来说，生活也是政治：赫鲁晓夫总是想以这类小花招向来宾展示苏联普通人民与党的领导人之间亲切友好相处无间的形象）1958年12月，赫鲁晓夫又同美国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举行了会谈。1959年年初，他在部长会议的副手米高扬飞至美国，会晤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双方会谈的问题清单简直无所不有：德国问题、柏林问题、裁军问题、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美苏贸易问题以及安排赫鲁晓夫访美和艾森豪威尔访苏的可能性问题。
1959年早些时候，美苏双方拟定了各自在纽约和莫斯科举办对方展览会的计划，修建展馆和筹集展品的工作迅即展开。1959年6月，苏联展览会开幕，总共十几万美国人入内参观。7月底，设在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公园的美国展览会也已准备就绪，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为开幕式剪彩专程飞抵莫斯科。在正式开幕之前，赫鲁晓夫在一批位高权重的要员簇拥下参观了这个展览。一套标准的美国家庭住宅吸引了赫鲁晓夫的注意，住宅用木质多层复合板制成，设计居住年限顶多为20至25年。赫鲁晓夫认为这种住宅不经久耐用，是一种浪费。他说：“我们必须建造结实的住房，那样的话，我的儿辈、我们的孙辈也都能住在这些房子里。”尼克松回答说：“但是，我们的儿辈、孙辈他们的口味爱好和需要与我们毕竟不一样啊！”赫鲁晓夫却接着说：“那就让他们换换家具嘛，为什么要改变房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