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其言谈举止和回答问题的那种方式上观察，毛泽东都象是古代中国的一位哲人。不管怎么说，当我在圣格奥尔基大厅里首次见到他时，他给我留下的就是这么一种印象。他的双腿有病，总是坐着讲话。他热衷的话题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老是翻来复去地讲。他认为大战不可避免，对此人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我甚至敢斗胆地讲，他是根据这场大战来安排生活和思考问题的，俨然是大战已经开始了。我至今历历在目，他坐在那儿，四周都是苏联的代表，以哲学家的口吻朗声说道：“这时尼赫鲁和我讨论了一场原子战争中将会有多少人死亡的问题。尼赫鲁说，我们会失去15亿人，但我说只会有12.5亿人。”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接着就问他：“然而这么一场战争对意大利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然后以十分冷静的口吻答道，“但是谁又告诉你意大利必须存在下去呢？剩下三亿中国人，这对人类繁衍就足矣了。”毛泽东自誉为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斯大林直接的继承者，因而认为自己有权干涉任何党其中也包括苏联共产党的事务。他发表了不少观点，其语气都非常专断，与其说是侃侃而谈，倒不如说在固执己见。……例如，他对赫鲁晓夫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赶出领导班子一事就颇为不满，他说，你本应在此行动之前和我商量一下嘛。
当全世界还在关注着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飞行时，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又召集了一次中央全会。甚至在此之前，中央主席团就已通过一项虽未发表但却立即生效的决议，决定解除朱可夫元帅国防部长职务并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接任。卫国战争期间，命运曾使赫鲁晓夫与马利诺夫斯基几度共事，先是在1941年从乌克兰后撤的时刻里，后来又是1943-1945年乌克兰获得解放的年代，因此对马利诺夫斯基，赫鲁晓夫是知根知底、十分放心的。在1957年，马利诺夫斯基担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和陆军总司令；对他来说，确保整个苏联武装部队的忠实合作，显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朱可夫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时，他本人还在阿尔巴尼亚。自然，他被召回国内。一到达莫斯科，他马上登车离开机场直驱克里姆林宫参加中央全会，当时会上正在讨论如何改进苏联陆海军中党的政治工作问题。政治工作中让人不能满意的状况受到了批评，并归咎于朱可夫。全会批评他以蔑视的态度对待军队中的党的政工人员，并在军队内部培植对他个人的谄媚奉承之风。一些著名的元帅、将军、海军将领和政工干部在全会上发言。他们在承认朱可夫的功绩之同时，批评他粗暴无礼、骄傲自满并且对个人成就夸大吹嘘。这次全会决定罢免朱可夫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声称“为其另行安排工作”。但他并未得到任何其他的工作，之后不久便退休赋闲了。
朱可夫当上中央主席团委员仅仅几个月时间就被撤除一切职务，从表面上看，这个决定确实让人吃惊。直到这时，朱可夫与赫鲁晓夫之间并无冲突。朱可夫一向忠心耿耿，在1953年粉碎贝利亚集团的行动中曾施以援助，1957年又襄助赫鲁晓夫力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集团。他的确野心勃勃，但这也是大多数军事领袖的特点。很难想象朱可夫会试图发动军事政变。尽管如此，由朱可夫这样一位刚愎自用，难以约束的人任国防部长，党中央对军队的控制显然已经削弱。他不喜欢政治家干预军事事务，而且已经试图去独揽军权。1957年夏季，朱可夫在未曾预先将个人建议递交中央委员会通过，就着手进行某些军事改革。例如，从那时开始，要求部队政工人员与军事指挥员一同学习军事理论；而这一行动又招致了许多主要政工干部的一片刺耳反对之声。对国防部总政治部提出的劝告，朱可夫不睬不理。换一种情况，可以想象他或许还会向赫鲁晓夫的权威发出挑战。为防止可能出现不测风云，赫鲁晓夫只好从坏处着想，先下手为强。
10月中央全会之后，陆海军中政治机构的权力和职能很快得到加强。新组建的陆海军总政治部以相当于苏共中央所属部门的身份开展工作，并且负责管理和监督党在苏联全体武装力量中的所有工作。赫鲁晓夫以极大的灵活性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第五部分权力之巅（1958-1960）
第14章处于巅峰：国内事务和军事上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