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时，苏联最有权势的职位是部长会议主席。从1940年直至病故，斯大林始终占据着这个职位。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已被取消，当然，斯大林仍是党中央政治局的第一号人物、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但后一职务已很少见诸报端。这明白无误地表明，党的系统作为苏联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已经受到削弱和贬低。赫鲁晓夫十分清楚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使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恢复从前的那种权威地位。他也知道，成功地达到这一点取决于能否排斥贝利亚，必要的话也当彻底剪除之。此举自然既危险又棘手。首先，贝利亚总揽强大的内务部一国家安全部机构，其分支机构和特工人员广布于全国上下所有的组织和部门之中。此外，保护克里姆林宫以及所有苏维埃政府大员和中央主席团成员的卫队也均属贝利亚统领。内务部负有边防警戒的职责，因而还拥有不少于10个师的直属部队。举行斯大林葬礼提供了绝好的理由，使得其中大部分师团移驻首都近旁，一些团队干脆屯扎市内。这些部队当然都是步兵师，缺少重型装备，但用它们来上演一出已经策划好的军事政变还是足够了。
在短暂的几周时间里，国家的新领导班子自我克制，未曾爆发明显的公开对抗，让局外人以为他们是一团和气。为了笼络苏联普通群众，他们进而又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对大批在押犯实行大赦，但只限于赦放刑事犯罪分子，而不包括那些“政治犯”。二是又一次降低食品以及几乎所有生活消费品的价格。这是自卫国战争以来下调幅度最大的一次降价。面包和面粉落价10%，肉和肉类食品减价15%，土豆和蔬菜降价达50%，食糖和糖果下跌15%，伏特加以及其他烈性酒降价10%-15%，服装、鞋类、玩具和男子服饰用品普遍向下调价10%-15%。这些“让步”措施使得普通的受益者欢欣雀跃，殊不知此际国家领导人全神贯注的却是各种幕后活动、权力倾轧和背后暗算。
毋庸至疑，贝利亚此刻正在图谋不轨、策划攫取大权；他的密友和副手业已参与其奸，蠢蠢欲动。可是，他们又不能赤膊上阵放手大干，因为他们还必须在内务部领导层中进行某些变动，必须设法使阿巴库莫夫之流无罪开释脱出囚笼，必须将一手炮制出“医生谋杀案”的调查局头子留明扫地出门。想当初，贝利亚本人就是这个案件的间接打击目标，因为他被指责为严重读职，没有揭露出这个隐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关键岗位上的“美国——犹太人间谍网”。
贝利亚采取断然措施，神不知鬼不觉地撤除了留明的职务。1953年4月4日，苏联报刊宣布，根据“原国家安全部”的命令而逮捕克里姆林宫医生一案是违例和非法的。另外，为获取国家安全部所谋求的口供材料，还动用了“不可接受的、为苏联法律所严格禁绝的审讯方法”。声明还说，所有的被捕医生均已释放，对他们的被捕负有罪责的人已被逮捕。《真理报》以显著地位刊载文章指出，隐藏在原国家安全部内部的奸细企图“离间各族人民”，“破坏以国际主义精神融为一体的苏联人民的大团结”；他们甚至对杰出的苏联演员米赫利斯也大肆进行卑鄙下流的中伤诽谤。这些文章标志着斯大林生前最后几个月里喧嚣一时的反对苏联犹太人运动已经寿终正寝。
与此同时，贝利亚对自己的对手赫鲁晓夫保持着高度警觉，赫鲁晓夫也同样巨细毕究、周到详尽地调查贝利亚的一举一动。在这方面，他们两人真可谓棋逢对手，不分轩轾。赫鲁晓夫密切地注视着内务部领导机构中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动，贝利亚则疑窦丛生地看待赫鲁晓夫以及其他中央主席团委员所从事的各种活动。这年的6月17日便出现过这样一个典型事例。当时，柏林发生了一次工人暴乱，贝利亚受命飞往这个城市亲自判定局势的严重程度并采取适当的行动。次日在莫斯科，党中央主席团在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召开会议。贝利亚通过党羽获悉了开会的消息，便赶在开会之前打电话到莫斯科。人们向他保证，这只是一般的例会，他的缺席无关紧要，他在柏林的使命更为重要。但贝利亚还是迫不及待地搞到一架飞机，匆忙赶回了莫斯科。
如同一切密谋一样，必须处处审慎，暗箱操作，赫鲁晓夫依此行事。他已经在3月间争取到布尔加宁的赞同，随后又不费吹灰之力地谋得了朱可夫的支持。而时下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说动马林科夫，没有他的同意协助，逮捕贝利亚是不可企及的。最后，赫鲁晓夫终于设法私下会见了马林科夫，劝说他支持这一谋划。作为政府首脑和中央主席团主席，马林科夫当然知道贝利亚惟我独尊，颐指气使，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而且正竭尽全力维持内务部的至高地位。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共同制定了逮捕贝利亚的行动细节，他们一致认为，应当在部长会议主席团或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某次会议上执行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