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样，这一番折腾并未动摇赫鲁晓夫的地位。由于高税收和低价格，农业基本处于停滞萧条状况之中；一年之后，即1952年夏末时，党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筹备召开十三年来第一次举行的代表大会——党的十九大。这时的斯大林已经相当孱弱，不能亲自登台宣读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因而这个任务交给了马林科夫。马·扎·萨布罗夫将做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指标问题的报告，赫鲁晓夫则负责党章修改报告。9月27日，党章修改报告的梗概公开发表，拟议中的修改之一是党的名称将由“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更名为“苏联共产党”。
这次代表大会于1952年10月5日举行。会上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事情早该如此，因为自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的这些年里，中央委员会的构成几乎没有变动，而与此同时却已经涌现出整整一代新的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导人。在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提出选举一个人数众多的中央主席团，由25名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组成。其实，这些人早已由斯大林本人亲自圈定了。随后，他又提议由主席团的某些成员再组成一个更小的机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其成员的头衔既没有落到莫洛托夫的头上，也没有授予米高扬，却赐给了赫鲁晓夫等人。这个“五人团”由斯大林本人、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构成。斯大林继而又指出，国家一切重大紧要问题由五位常委负责处理。
斯大林十分高兴。从表面上看，他的所做所为似乎并没有证实当时四下传播的那些谣言。根据透露出来的消息，斯大林已打算把苏联犹太人驱赶到东部地区并计划对党的上层发动一轮新的清洗，这一次将特别危及莫洛托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甚至还有贝利亚。到1953年年初，人们感到越来越不安。当时，一大批克里姆林宫的医生被捕入狱，他们不仅被说成是犯有间谍活动罪，而且还被指控谋害了许多党的领导人。负责国家安全部工作的部长维·谢·阿巴库莫夫银挡下狱，沦为阶下囚；他在格鲁吉亚的许多下属官员也步其后尘，身陷囹圄。但斯大林却一如既往，仍旧几乎每日邀请他的左右与自己一道大摆筵席。赫鲁晓夫曾这样描述过1953年2月28日他所参加的最后一次聚会：
周六，斯大林办公室来电话说，斯大林要在克里姆林宫待客，要我们到场。这天政治局没有安排正式会议，受到邀请的有我本人，还有马林科夫、贝利亚和布尔加宁，再没有其他人了。（在斯大林别墅）晚饭吃了很长时间。斯大林把这叫做宴会。象往常一样，我们一直吃到早晨五六点钟。饭后斯大林相当兴奋……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患病的迹象。我们向斯大林同志告辞离开。我记得，当我们在门厅的时候，斯大林象通常一样出来为我们送行。他不停开着玩笑，精神很好。他晃动手指或者拳头，并且还戮戮我的肚子，象平常情绪好的时候那样，用乌克兰语的那种叫法叫我“米基塔”。当然，我们离开时也很高兴，因为这次宴会没出什么岔子。在斯大林那里赴宴以如此欢快的基调收场并不多见。
第二天，赫鲁晓夫一如既往地等待着晚宴召请，可迟迟不见音信。迷惑不解而又惊恐不安的气氛笼罩着斯大林的别墅。在这栋别墅里，斯大林的私人房间受到装甲钢门和一套复杂信号系统的双重卫护。装甲钢门上装有自动滑板，通过这个滑板可以由外向内递送文件和茶盏。信号系统则可以用来传唤警卫和工作人员。那天晚上，值班的内勤接到了习惯性的指令：“泡茶！”，但接着却没见到“把茶递进来”的信号。于是便发出了警报。警卫要内勤去察看一下斯大林怎么了，结果发现他横卧在餐室的地板上。当中央主席团成员应斯大林警卫的紧急召请来到别墅时，他们看到，这位领袖已不省人事，毫无知觉地躺在一个长沙发上。医生的诊断是脑血管破裂，身体右侧中风，丧失语言能力。斯大林的身体状况万分不妙。
第9章接班人问题：竞争与阴谋
3月5日，在脑血管第一次破裂的几天之后，斯大林停止了呼吸，魂归西天。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侍奉他的不仅有他的医生，而且还有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也同样分担着守护之责，但那天正好轮着他休息）。他们几乎是彻夜不眠、片刻不懈地守候在这个垂死之人的病榻旁。在这长时间的陪侍中，赫鲁晓夫思前想后，百感交集。他对气若游丝的斯大林充满了怜悯之情，时而也热泪盈眶，视觉模糊。但他对国家和党的未来更是忧心忡忡，愁肠百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