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逝世之前，曾对托洛茨基与斯大斯之间的对抗深感不安，惟恐这两个人的冲突会导致党的分裂。他在1922年12月口述的“遗嘱”就是试图消弭这一灾难的一次尝试。在这个遗嘱中，列宁提出改组苏联的政治架构；在日期注明为1923年1月的遗嘱附言里，列宁又提出解除斯大林担任的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然而在斯大林行将就木之际，中央主席团的若干成员（例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之间也是矛盾重重，水火不容，但斯大斯从未进行调解释疑；相反，他却千方百计地挑拨煽动自己身边的左膀右臂勾心斗角，互相拆台。赫鲁晓夫觉得，他这些同僚之间势不两立的明争暗斗已经让人惴惴不安；但使他更为心神不宁的还是斯大林死后大权旁落贝利亚之手的可能性。他确信，这只有百害而无一利，因而也决心竭尽全力加以制止。其他许多党的领导人也怀有类似的恐惧，但最早采取行动的正是赫鲁晓夫。
在斯大林病逝的前一天，赫鲁晓夫向布尔加宁提出了这个问题。两个人一拍即合，发现相互看法完全相同。斯大林撒手人寰之后，他们决定，应当阻止贝利亚谋取对权势最大的国家权力机构——国家安全部的直接控制。贝利亚的亲信阿巴库莫夫已经被捕。但仅仅是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两个人步调一致，他们还须赢得马林科夫的同意。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几年里，马林科夫一直是斯大林班底中最有权势的人物。然而，事实上贝利亚已抢在赫鲁晓夫之前已下手了还远远不够，他与马林科夫已经就权力分配问题达成了谅解。结果，斯大林一死，贝利亚便迅即顺利地再度控制了国家安全部。马林科夫拒绝同赫鲁晓夫谈论这个问题，他搪塞说“让我们大家凑在一起，然后聊聊吧！”
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的主要成员以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些成员迅即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参加会议。次日，这次会议的决议作为党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联合决定公开发表，但实际上与会者至多只有20个人。会上显然没有出现激烈的争吵。这些与会者或许意识到，在斯大林尸骨未寒、遗体仍供奉在苏维埃宫圆柱大厅里的时候，便开始权力之争，不合时宜也不符情理。会议所做出的决定显示了一种妥协，它对斯大林周围的任何敌对集团全部不偏不倚。与会者一致同意应当减少最高层次国家权力机构的人数；尽管主席团或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根本不曾到会，这次会议还是通过决议，取消了党的十九大之后创立的那个人数猛增的中央主席团。新的中央主席团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组成。有关的部委也加以合并。贝利亚提议选举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对此会上无人异议。马林科夫投桃报李，反过来提议由贝利亚负责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的联合机构，任命他为部长会议副主席。这个提议和任命也未遇到不同意见。赫鲁晓夫当时认为，在这样的场合最上策是隐恶不发，伺机而动，不过他也提议由布尔加宁接管武装力量部。会议也同样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给布尔加宁配备了两个副手——即将去职的原部长亚·米·华西列夫斯基，还有格·康·朱可夫。这些任命在后来的事变中发挥了不同寻常的作用。莫洛托夫再次成为外交部长，安·扬·维辛斯基被任命为他的第一副部长。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等人与贝利亚同为部长会议副主席，组成了部长会议的主席团。伏罗希洛夫被推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米·什维尔尼克被举荐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至于赫鲁晓夫，大家都倾向于让他应当集中精力从事其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工作，因而解除了他作为莫斯科市委和州委第一书记所承担的职责。虽则第一书记的职位还未正式设立，但实际上是由赫鲁晓夫主持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全面工作。也只有他一人既是书记处书记，同时又是中央主席团委员。而同一天任命的其他几位中央书记如伊格纳捷夫、波斯别洛夫和沙塔林等都未享此殊荣。另外，赫鲁晓夫还被任命为斯大林治丧委员会主席。
这些决议和任命通常被人视为由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组成的第一届“三头执政同盟”诞生的标志。他们三人在斯大林葬礼上发表了演讲，各自的尊姓大名也列在中央主席团名录之首。但是，就实际的而不是名义上的政治权力而言，第一届“三头执政同盟”的构成应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虽然享有很高的名望和地位，但并未在苏联握有实权——他仅仅掌管着外交部以及苏联驻外使馆的活动。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权力也多少有限。而在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却掌管着党的全部机构——所有的州委、市委、中央委员会的所有下属部门。此外，他当时还得到布尔加宁及其副手朱可夫的全力支持。当然，布尔加宁在政治上影响有限，但他掌握着苏联的武装力量，而且赫鲁晓夫和朱可夫两个人一起足以担负坚定的领导之责，后者在军队将领中也依然深孚众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