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其他国家曾经有过这种“威胁”、“要挟”，但最终只是虚张声势。直到事情发生前几天，人们还怀疑，还在评论，西哈努克也不过就是说说罢了。
我手里有一份报告，是一个自称“旅游者”的人寄给西贡政府的，其实他的真名叫范仲仁，是原越南民主共和国驻金边的代表。这份报告是我们的警察在波成东机场检查他的行李时偶然发现的。他在报告中指出：西方国家外交官对他说：“西哈努克的行为太轻率了……如同一个三岁的孩子。”
为了回答这篇报告和敌人对我的诬蔑，我要引用一位先生在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华盛顿参议院会议上为我辩护的讲话。这位自愿当我的辩护人的先生是麦克·曼斯菲尔德，而他本人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我在这里只能有选择地介绍这位知名人士的讲话的内容。但是，在我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读者中，除非具备较强的“理解能力”才会相信他们的这位同胞或盟友的“无稽之谈”。为了这些人，我觉得有必要作详细说明，但为了避免产生错觉，我还有必要设法使他们相信，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不是贸然地采取什么冒险措施。
我们还是先说说自由高棉的问题吧。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看来，我如此重视一个没有形成什么规模，也引不起人们注意的运动，实在是一种错误。另一方面，我把这些叛国分子，通过电台不断地对我本人进行攻击也归咎于美国人，这就更不公正了。
很明显，与我们全国同胞的总人口相比，自由高棉的人数是少得可怜。
西方人大概还不知道，对于一个禀性良好的亚洲人，更确切说是对一个高棉人来说，遭受平白无故的辱骂和不公正的对待，是多么不可容忍之事。我们可以忍受一切，即使受到最残酷的肉体折磨，也从不呻吟一声，但是对辱骂、轻蔑和不公正的对待，是绝不会忍受的。由于西方人对此根本不理解，所以他们对西贡的俄佛僧侣自焚殉教的行动感到震惊。
这些道德高尚、谦逊而又很平凡的人，之所以要英勇献身，就是因为他们的宗教受到了自称是基督教徒的吴庭艳的蔑视和不公正的待遇。
由于我本人，尽管我受过西方的教育，但还依然深深地打着亚洲和高棉人的烙印。那些走上邪路的高棉人，即山玉成和其他自由高棉分子，对此非常清楚。在权衡利弊之后，他们认为最有效的办法，不是用由南越、泰国豢养的雇佣军来攻打我们的军队，而是通过每日的唇舌攻击，对我本人进行最下流的辱骂和最恶毒的诽谤。
死于枪炮是无所畏惧的。但对我国全体同胞们来说，他们对我像对神一样崇拜，把我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加以保护。听到对我的这些侮辱和诽谤，都会感到不可容忍。如果我是日本人，就会立即剖腹自杀。可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就不能这样做。对于我来说，宁可倒在侵略者的枪口下，或死在他们雇佣的刺客手里。
现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该知道我的心理了，也应该消除想像和评论所说的那样：说我是因为害怕遭到吴庭艳和吴庭儒同样的下场，才拒绝了美国援助。他们最好应该向他们保护下的他纳·科曼和沙立·他纳勒打听一下亚洲人，特别是高棉人的德行。这些泰国人玩弄这种德行之外的手法，对我不断地进行侮辱和诽谤。
最近，他纳·科曼对泰国和其它国家的记者说：“西哈努克把他自己的国家出卖给共产党中国了”。其实，这位泰国外长深知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是坚定不移的。他也确信，谎言要比制造直接袭击我的住地的事件，或搞一个反对我的阴谋更能伤害我。我要提醒沙立·他纳勒一句，我之所以断绝同泰国的外交关系，就是因为他把我比喻成“敢于同雄狮较量的猪”。
有人要问，西哈努克为什么敢把个人的事当作国家的事呢？我可以作明确回答，因为全体高棉人民感到自己的荣誉和尊严，或被称做“自豪感”，都是由我或通过我来体现的。如果我仅代表个人的话，那么我的敌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南越人早就获得成功了。事实上，五百多万人民与西哈努克已成为同一体，所以，对我的侮辱和诽谤，就是对柬埔寨人民的中伤。
美国人不断地声明说，山玉成和他的自由高棉是投靠泰国和南越的，说美国是他们的保护人和出资者是毫无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