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时期内，我为使老挝王国摆脱严重的不安而出力。而我所得到的报答却很糟糕，梭发那·富马对我的“答谢”是：拒绝了我对他的政府提出承认柬埔寨现有边界的要求。
一九六二年十、十一月间，印度在拉达克邦与中国发生了公开的边界冲突。那里是常年积雪的山区，习惯于温带生活、装备不足以及在地势很高的地区作战的印度军队，很难控制习惯于山区作战的顽强的对手。
受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战争所激动，刚毅的锡兰（今日的斯里兰卡）总理西里马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在科伦坡召开了一个六国（锡兰、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加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会议，目的是为了共同寻求一个解决这个危机的办法，但会议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作为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朋友，我提出了毫无结果的解决方案，但直到很晚才被我的一位严肃的法国“监察官”承认是“现实主义的”。这说明，我的先见之明往往是独一无二的。
第46章44我为什么与美国分道扬镳
可以想象得到，一个中立国的国家元首断然拒绝了美国的援助，而且在两年之后又和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这并不是一件令人高兴之事，也并不是一时冲动的。我这样做并不是要取悦于社会主义大国，尽管他们会对我的决定拍手叫好，但他们并没有建议我这样做。拒绝援助和断绝外交关系，完全是我个人的举动。但有一点要说明，对这件事，除了少数亲美的高棉右派外，我的绝大多数同胞是理解的。
那时的美国目空一切，傲慢自负。它根本不理会一个小国的自尊心，而这些小国并未先行与它为敌。美国还以“世界宪兵”自居，陶醉于自己的军事、经济和财政力量，绝不容许受它少量资金援助的小国实行独立政策。这就使西哈努克的柬埔寨与美国之间发生越来越严重的矛盾，最后导致两国分手首先，我要讲述一下那场持续的、极其猛烈的、具有侮辱性的、反对高棉中立政策和我这个“红色亲王”的宣传运动。这是最有影响的美国报刊煽动起来的，西方报界立刻响应，泰国、南越的报刊也一哄而起。每当我翻开亲西方的报纸或杂志时，总会看到对我进行猛烈攻击的文章，诋毁我的成就，说我标新立异。用世上最难听的语言谩骂我的政府和我本人，有时还骂我的亲属。
与此相反，社会主义阵营的报界却不对我进行批评。尽管他们也很少对我鼓励几句，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一天，我的政策与共产党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他们肯定也会对我进行激烈的抨击。我当时天天受到的辱骂都是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
一些西方外交官和西方朋友，劝我最好不要对这些攻击太认真。他们解释说，西方是新闻自由，所以许多文章与政府的观点大相径庭。我当然知道这一点，因此，虽然受到了无休止的污辱，情绪很坏，但我不会对美国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只要它不对我及我的政府进行无法忍受的颠覆。
美国中央情报局向活动在我国边境省份的山玉成和自由高棉叛乱分子提供了经费和物质援助。我们俘获了许多最老牌的山玉成分子，特别是像普雷尹之流，他在有十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上，供认自己是山玉成领导下的自由高棉的一个头目。他们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效力，目的是推翻我们的政权。
与此同时，我们的两个亲美邻国加紧了对中立、和平的柬埔寨的挑衅活动。泰国拒绝承认我们的边界，还侵占了拍威夏省的高棉吴哥时期的古寺庙。南越政府方面则无理地索要高棉的边境村庄和沿海岛屿。他们的军队侵入我们的领土，并制造了流血事件。
从南越空军基地起飞的美国飞机对我们边境省份狂轰滥炸，向许多村庄进行扫射，并对我们的橡胶园和农田施放化学药剂，使之枯死。总之，美国及其盟友不喜欢柬埔寨中立，并采取了近乎于不宣而战的敌对行动。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一九六三年被迫拒绝一切美国援助，并于一九六五年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的原因。
请允许我对这一重大事件做一下介绍，包括我对自己的同胞就拒绝美援一事所发表的许多报告和文章，以及国际舆论对此的看法，供读者们参考，以便判断我们的决定是否正确：
自由高棉的情况
自从各种形式的美国援助被拒绝后，华盛顿和伦敦等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政界、外交界以及金边的政界和外交界便开始散布“西哈努克疯狂到了极点”的流言蜚语。在资本家、新殖民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眼里，一个国家元首，而且是中立国的首脑，竟然自愿放弃他人求还求不来的援助，这倒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从未见过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