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林德的自由党、朗诺和施里玛达（此二人后来是一九七○年政变的头头）的革新党以及其他小的政治团体决定解散加入“人民社会同盟”。我知道这些党派的首脑都是道地的机会主义者，但为了我那弱小祖国的利益，我答应为民族团结发挥作用。“分而治之”从来就不是我的信条。
当我的“同盟”在有国际监督和检查停火委员会密切监督下，举行的选举中获得全胜之后，为了尽可能实现最广泛的大团结，我毫不犹豫地同意同我最激烈的对手——“民主党”人和山玉成分子以及共产党人分享权力。然而，共产党人中间的一员—胡荣曾在一九五二年给我写信说，他反对我这样的国王。当看到没有别的路可走时，有些人决定带着各种目的（其中包括从内部摧毁我们的党）加入我已经获胜的党，我很快就任命这些人为部长、国务秘书、副国务秘书和大使。在后来各次议会选举中，我提名他们为我的党的候选人，也正是因为利用了我的名义，他们才很有把握地当选了，而过去当他们以我的反对者出现时，他们则很少能获得成功。
当撕掉伪装的共产党分子在六十年代后期进入丛林，朗诺分子在七十年代叛变我时，就有些人说，我应该对他们的背叛负责。
一九七九年，我再一次表示，对我来说，民族利益高于一切。那些从红色高棉手里逃脱出来的原一九七○年政变分子对我说，他们重新拥戴我为他们的“民族领袖”，我答应同他们重归于好。当我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时候，所有的幸存者都要为解救他们而携手前进。
再来谈谈一九五五年的选举吧。西方报界普遍把它说成是一股“反共产主义的海啸”。这是不正确的。高棉的“弱小人民”绝对不想在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只是想把曾给他们带来独立与和平的“国父亲王”推举到领导岗位上来。在我的运动中，我特别强调人民社会同盟是中立和不结盟的。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上，以及后来在我作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客人的新德里，我都明确地表明了立场。因此，还没有等到铁托、纳赛尔总统以及尼赫鲁总理于一九五六年创立的不结盟运动提出这个原则的时候，我就已经把它作为高棉的对外政策原则了。
我父亲的登基
在国外，人们常说：“西哈努克是为了他父亲才放弃王位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放弃了王位是事实，但我绝对没有权力指定我的继承人，因为我们的君主是选举出来的。一九四七年的宪法明确规定，一个新国王必须由王位最高委员会在安东国王的男性后嗣中选择。安东国王是诺罗敦国王（安东家族的“长兄分支”）和西索瓦国王（安东家族的“幼弟分支”）的父亲。按照宪法规定，王位最高委员会是由佛教的两派（摩诃尼迦耶派和达摩育托派）僧王、婆罗门教僧王、王室家庭会议主席、王国政府首相、国民议会主席和王国议会（参议院）主席等七名高级官员组成。
我没必要向那些“伟大选民们”施加任何压力，以便让他们选择我的父亲，因为他们已经一致同意选他了。我的舅父莫尼勒是王室家庭会议主席，他崇敬我的母亲——他的姐姐。对她成为王后，他感到很高兴。作为一九四一年王位继承者的不幸“候选人”，他觉得选我父亲作为君主，要比我当国王，使他受到的侮辱要小一些。因此，他投了他的姐夫苏拉马里特一票。相反，我的另一个舅父莫尼庞，他并没有选举权，当他得知我父亲被选为国王时，却大发了雷霆。他来到王宫里，但并不是为了向新君主表示祝贺，而是愤怒地高声说我，放弃了王位和让一个“傻瓜、花花公子和无能之辈”登上祖先的王位是犯了大错误。当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我的母亲听到她弟弟如此对待她的丈夫——国王时，非常惊恐不安。她恳求我，要我去请求国王的原谅。然而，就在隔壁屋里的国王对这令人难堪的场面，当然是听得一清二楚。
我的调解尝试，比我预料的要容易得多。我父亲此时还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表现得非常宽宏大量。他说：“莫尼宠可以侮辱我，这无关紧要。我中了头等奖，而他却永远失去了任何登上王位的机会。”他这样说，是明智的……。我父亲比过去仅仅是个安逸的自由民时高兴多了，他现在有钱了，能够满足他的宠妃叶夫人的物质要求了。他急忙把她提高到最高的地位，即王妃等级中“坤”的位置。王妃等级是逐级依次排列的，即坤、莫姆、尼亚莫娘和尼亚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