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王意识到他的人民（特别是民众阶级），大部分对他仍抱有信心。他也知道，他是当前唯一可以代表高棉民族和人民讲话的一位柬埔寨国务活动家。对此，在一些主要国家的首都，甚至在一些对亲王本人还有批评或保留意见的国家里，都是很清楚的。如果有一天，那些柬埔寨悲剧的制造者们，根据国际舆论的强烈要求，并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利益，愿意接受谈判解决的原则的话，那么西哈努克一定会成为高棉方面的代表。他绝不是第一位被阴谋赶下台，经受了一个灾难之后又重新上台的国务活动家。
让·巴雷
第3章1西哈努克亲王何许人也
在我动荡的一生中，先后当过国王、首相、柬埔寨王国国家元首、反帝的侨民，最后成了一个流亡者。正像大家谈论的那样，我要经常回答全世界的报社和电台提出的许多问题。我知道一个现代的国务活动家应该利用“第四个权利”—即宣传工具。它对国际舆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各国政府也是如此。
在我“完全”管理我的国家的时候，在某些记者的笔下，我经常碰到一些多少有点意思的关于我本人、我的政策以及我的国家不断重复的陈词滥调。我要用许多时间反驳那些我认为是毫无根据的或不怀好意的批评或谎言。我非常反对有些人提出许多相同的问题，甚至十几个人连续用同样的言语来提出问题，而新闻界或他们控制的报纸也不止一次地重复我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
在我近六十岁的时候，特别是在我的人民和我本人经受了如此大的考验之后，我开始换个角度看问题，即更清醒地看待这些问题了。有时我对这些记者大发雷霆（我是改不了的），但对记者来说，他们只是出于职业的需要，而大部分记者干得还是不错的。他们写的文章或电讯，不管是对西哈努克还是对他的“派系”讲好话还是讲坏话，总是在使世界了解柬埔寨的问题上起了一定的作用。老实讲，过去经常被我批评为不公正的西方新闻界，今天却为柬埔寨做了一件不可估量的事情，它把柬埔寨的悲剧作为头条新闻，用高棉难民的悲惨命运和经受着史无前例的屠杀与种族灭绝危险的我国人民那难以表达的痛苦，感动着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善良人们。各国政府不能无视报界的新闻。报界就完成了一项既有人道主义又富有政治意义的使命，对此我衷心地表示感谢。
过去我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希望事先知道记者们将向我提出的问题。因此，在新闻界中我就有了这样一个“什么问题都能回答”的名声。一般来说，我能够很巧妙地摆脱某些记者的圈套。然而，有一次我却遇到了难题，那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在纽约，尽管苏联投了反对票，我还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坚持了越南是军事入侵我国的罪魁祸首的观点。正当我回味着开始自由时刻的时候，一位漂亮的美国女记者来到我面前，我们在一起长时间地交谈了有关我国和我亲属的情况，她向我提出了一个既简单又棘手的问题：您的生活确实是迷人的。但实际上，亲王，您是何许人也？
我是何许人也？由于我对自己的处境也是不甚了了，所以我感到无法回答这一问题。不少论著和书刊都在写我。每一本论著或书刊，都从自己的角度来描写西哈努克。这也就是从“外部来看”的西哈努克。有高度评价，也有贬低；有爱慕，也有污辱。亲王成了“争论”的中心，任何人对我也不能无动于衷。我希望有可能为自己画出一幅公正的画像，这恐怕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务活动家，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当他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时候，也只能看到自己最漂亮的一面，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在不能讲出自己全部面貌的时候，我试图尽可能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如实地描绘出来。由于担心作出一个妄自尊大的评价，我只好在这部著作中突出我的幸福与辛酸的回忆。由于我现在已不是正式官员，因此也不需要再去考虑我的高贵形象。在自尊心、名誉上受到损害的时候，我希望有一点幽默。
一九七九年一月在纽约，我简直成了可怜的约伯，由于我对做生意一窍不通和在我掌权的时候一反惯例，我既没有个人的财产，也没有从贿赂中得到任何好处，相反，这些贿赂却使某些所谓我的“信徒”们发了财。这些曾经多次拜倒在我面前甚至吻我脚的信徒们，在一九七○年三月的军事政变中，却无情地诽谤了我，成了我的死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