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为他的国家做了他之前和之后所有高棉国务活动家都未曾做过的事。西哈努克用了全部精力在他的同伴中建立了全国性同盟，唯有这个同盟才可能拯救被它的邻国及其盟友一直觊觎的祖国。可以这么说，这个同盟遭到破坏，乃至土崩瓦解，并不是西哈努克的过错，而是由于各种倾向的政客们为了争夺权力而不断地拆台……。
从一九五五年一月到一九六九年八月期间，在亲王的推动和他的人民的协助下，柬埔寨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西哈努克对此感到很自豪，所以在回忆录里列举了不少很有说服力的统计数字。有时人们指责亲王在计算中，加上了那些工业企业的数字。在法国，有许多中小型企业，也和在柬埔寨一样，把一大批只雇佣十几名工人和职员的小厂也统计进去了。在我们国家来说，这一点也不会引起反感。而在柬埔寨，却有人认为是“虚张声势”……。
事实是西哈努克当政时期，在不到十五年的时间里，各种学校、各级医疗机构和各类体育设施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仅在王国的粮仓——马德望省可以生产水稻的辽阔平原上）用人工和很少机械新修起来的堤坝和水库，可以很好地控制水利，以获得好的收成；外国旅游者从一九五五年的五千人增加到一九六九年的五万人。
一九八○年五月十六日，我在《费加罗报》上推荐弗朗索瓦·尼沃隆写的关于今天的柬埔寨的报道时，作了简短而公正的评价：“一九七○年初，柬埔寨已是一个繁荣的国家，收支平衡。一九六九年的收成很好，又多出口四十万吨大米。磅逊（当时的西哈努克城）的炼油厂正式投产；磅逊和金边之间的铁路已通车。全国公路网四通八达，又修建了喷气式飞机场和新饭店，旅游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如果还需要再多讲一点的话，那就是，在一九七○年三月军事政变以前，高棉人民生活在和平和安定之中，每个人都可得到温饱。他们都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受到了应有的教育，可以参加每个村庄和庙宇所举办的娱乐活动。当然，柬埔寨还不能说是人间天堂，但遗憾的是这种生活已经结束十年了。
从一九四五年起，我就住在越南，但由于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越南的“头子”朗斯德尔上校难以抵制的压力，我于一九五五年彻底离开了越南。当然，这位上校已经记不起我了。从一九五○年以后，我经常离开交通混乱和政治紧张的西贡，重新回到安宁的柬埔寨，回到郁郁葱葱的高棉首都和没有污染的高棉海滩，重新见到高棉人坦率和可爱的微笑，和许多人一样，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国家。我只希望将来能出现这样一个奇迹，即有机会再度来到这个国家。
在一九五一年夏天，当时二十九岁的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在他的王宫里第一次接见我——巴黎一家日报记者。西哈努克中等身材，态度庄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丰富的面部表情，他的聪明才智和极强的理解力。他不仅对本国问题有很深的了解，而且对印度支那其它国家的问题和法国总的政策也非常清楚。他同我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非常坦率和非常友好的谈话。从那时起，我对他的敬佩和友情与日俱增，从未中断。
至于法国，我可以肯定说，无论诺罗敦·西哈努克是国王或是国家元首还是个流亡者，她始终把他个人视为诚挚和忠实的朋友。有时，西哈努克也确实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朋友。在印度支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西哈努克从法国手里争得了柬埔寨的独立，同样，他迅速地承认流亡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这些使他在巴黎赢得了不少朋友，他在法国有许多同情者，特别是曾在印度支那工作过的那些“老前辈”和他在索米尔学习时所结识的军官们。西哈努克非常敬佩的戴高乐将军于一九六六年对柬埔寨的访问，是这位第一个不滥用友谊的法国人在执政期间给西哈努克带来的友好和强有力的支持。西哈努克非常高兴地在柬埔寨隆重地接待了他。戴高乐和亲王一样，都是独立自主的、多疑的但不因循守旧的爱国者。西哈努克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戴高乐不去世的话，一定会把反对他的阴谋告诉他，而当时的法国当局是了解这些阴谋的，但却保持沉默。
无论如何，只是西哈努克执政，他就不会掩饰他对法国的那种偏爱的感情。由于美国在柬埔寨的笨拙表演，使西哈努克断绝了同它的来往。因此，他在政治上首先依靠中国，以便抵制自由世界给他造成的困难。因此，巴黎的支持与理解，倒是他微妙的平衡外交政策不可缺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