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十年代，我的反对者说我国的制度是“封建制度”，但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七九年（或一九八○年），哪一个柬埔寨制度可以夸耀为像西方那样的民主制度呢？朗诺的“高棉共和国”，不论怎样声称它是民主和自由的，但选举舞弊一事是尽人皆知的，美国报刊发表文章说这是最腐败的制度。沈法虽然不喜欢我，但他还是在文章中写道，“这个制度比西哈努克制度还要腐败十倍”。
尽管尤德旺是一个自重的高棉人，但他也没能逃脱这一规律。他所讲的“民主”也不过是为了把国王的权力转移到他的集团手中。甚至当着我的面，他也大谈什么“优等人”。他们的“优等人政策”，并不是把开办我们非常缺少的新的小学、新的初级中学和新的高级中学，作为政府首脑的职责。他们只想让人们知道，柬埔寨国家和柬埔寨人的命运必须掌握在一小撮知识分子——达官贵人和大资产阶级子女的手中。他们这些人有运气也有办法去法国留学，并拿到独立前在柬埔寨落后的教育中所得不到的高等学校文凭。实际上对“民主党”这一派来说，只不过是想说明与那些不属于“优等人”的“小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相比，他们在知识上占有优势，所以他们有权来领导国家。
由于对尤德旺之流的蛊惑人心的宣传感到非常愤怒，莫尼勒创办了一个叫做《野牛》的报纸。野牛是我国一种令人生畏的动物，它敢于向猎人进攻，用它的犄角挑开猎人的肚子。自从被拉下首相宝座，莫尼勒就成了反对派记者。他的法文既漂亮又尖刻。他是《鸭鸣》报的长期读者（以后我也成为这个杂志的长期读者），他想把他的《野牛》办得比巴黎的《鸭》更要有攻击性。他终于如愿以偿。
我也悄悄地但很高兴地参加了这个杂志编辑部的工作。我的文章署名是诺罗敦·托尔，（“托尔”是我外祖父莫尼旺国王在我小时候给我起的一个亲昵的名字）。那些“民主党”人到处找这个诺罗敦·托尔，但他们一直没有办法探听到这个神秘的“托尔”，最后他们误认为“托尔”就是我的堂兄诺罗敦·康托尔。我和我的舅父一起揭露了民主党的蛊惑人心的欺骗宣传。我们的报纸很快就和那家有名的法国杂志一样，成为一家精通斗争艺术的报纸，它巧妙地抛出揭露现政府的丑事的文章。报纸发表了新政权的混乱和某些实际上是不法商人出身的部长和“民主党”议员的相互勾结的证据。我们巧妙地揭露了议会新议长徇私狂法的行为。但是，我们揭露的最重大的事件是，当权集团与所谓在丛林中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爱国者——“伊沙拉克”高棉（“伊沙拉克”是勇猛的意思）确切无疑的勾结，而“伊沙拉克高棉”实际上是一伙为柬埔寨的胡志明争得好处的匪徒。在“野牛”杂志里，莫尼勒攻击“民主党人既虚伪又可耻”，他们不敢向法国政府要求独立，却想依靠那些没有抵抗过法国军队、只会敲诈勒索农村穷人的“合法”的匪徒。越盟从我们那些笨蛋的例子中得到启发，已开始派遣到我国来制造混乱和把我国居民“共产主义化”的武装分子。而得到“民主党”和高棉越盟分子（即为胡伯伯效劳的我国同胞）支持的伊沙拉克高棉却不断勒索柬埔寨人，使我国农民进一步破产。
在这个期间，尤德旺过着像大老爷一样的生活。他要求我把在白马的那所到目前为止一直给高棉君主使用的别墅让给他，还要求我把距金边五十公里左右的敦里巴迪木屋别墅也给他，以供他休息。他所到之处，内政大臣（当然也是“民主党人”）命令各省省长，不是要他们集合人民群众来欢迎，就是要他们把从人民群众中征集到的“礼品”集中在这位亲王的官邸，有：大米、玉米、胡椒、水果、工艺品。即使有时尤德旺不来，也没有人敢动这些东西。
一天，一条新闻在金边传开了：患肺病的尤德旺病情不断恶化，尽管医生们尽力抢救，但在几个星期以后他还是离开了人世。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死了，他的部将纷纷起来争夺帝国。民主党像一个打碎了的瓷瓶，再已无法粘到一起了。老百姓悄悄地说:“我们的国王是受到苍天保佑的，排挤国王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你们可以看看山玉成、尤德旺亲王的结果吧!”在王宫，我母亲感到非常高兴，他看到许多臣民涌来，大部分是妇女，因为她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多人了。人们是来向我母亲表示热烈的祝贺的，这证明风向又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