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比较坦率的法国与愿意进行合作的柬埔寨，正在巴黎就两国之间的新关系所进行的谈判比较和谐与一致的时候，在距离巴黎不远的地方——枫丹白露，由胡志明率领的越盟代表团，却正在使法国政府的代表日子难过。
在巴黎，我们方面由非常亲法的莫尼勒亲王参加的会谈，使法国和高棉达成了“真诚的谅解”。而在枫丹白露，由于越南没有莫尼勒式的人物，谈判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法国竭力企图缩小这个失败的影响。然而，这次谈判的失败，却酿成了几个月以后在越南爆发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战火最终漫延到了整个前法属印度支那。
我来法国访问的另一个有意义的事件是，我在索米尔军事学院进行的骑兵和装甲车的实习。由于法国政府知道我喜欢骑马运动，便在日程中安排我对这所军事学院及其全体骑兵教官的访问。这些骑兵教官，曾为法国骑兵赢得了光荣。我很高兴，我要求成为这所军校的一名学员。最后，法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决定让我先作为一个国王，对这所学校进行正式访问，然后再作为法国军队预备役中尉，在这个学校里逗留两个星期。
作为与法兰西合作的柬埔寨的国王，一个身穿有肋状盘花纽短上衣的吴哥国君的后裔，我出席了隆重的招待会，市长和省长都在招待会上讲了话，然后是丰盛的晚宴，最后是索米尔军校骑兵教官的马术表演。和我有着深厚情谊的索米尔居民们，向我热烈鼓掌。我身穿崭新的军装，戴着天蓝色军帽和银色的肩章，在死难烈士纪念碑前献上了一束有高棉国旗颜色的花。
一九四六年，这所军校的校长迪罗絮上校为我们这所立过许多军功的学校编写了一部校史。在这本书里，他还为我开辟了非常有趣的章节。这所军校的学生赢得了全世界的敬佩，他们在一九四○年元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无比英勇地抵御了节节胜利的德国军队，守住了长达二十公里的防线，保住了蒙索罗与热纳之间的卢瓦尔河通道。我的名字也铭刻在学校的史册之中。
总教官马尔戈少校，一直严格遵守学院式的骑术规则，但他对从远道而来的动作又不很正规的学员还是比较宽容，只好把力量集中在教练跳越障碍物这个课目上。他想让我练习象老百姓所说的超越障碍，但他认为首先要改正我骑马的姿势，并指定骑兵教官伊利埃中尉（身穿古代骑兵的短上衣、马裤、黑皮靴，还配有金线饰带）担当这个任务。我慢慢地学会了非常符合军校规则的骑马姿势，并得到了我军校同学们的夸奖。实习期限终于结束了，当马尔戈少校将黑色的皮制马鞭、金色马鞍的前桥和教官荣誉证书授予我的时候，我高兴极了。迪罗絮上校和他的副手博福尔中校，对我学习装甲车的课目也表示满意。一九四八年，我又在这所学校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第二次实习后，迪罗絮的继承人，未来的法兰西联邦驻柬埔寨部队司令朗格拉德将军给我打了很好的分数，并颁发给我坦克驾驶员和坦克炮手的证书。
离开索米尔军校前，我参加了军校一年一度的舞会。第二天，我又在卢瓦尔河畔的布丹旅馆举行正式晚宴，答谢军校的教官们和同学们，我还为他们每个人都授了勋。在宴会上，我们痛饮了这个地方生产的最好的葡萄酒，我在这里就像在沙士鲁·罗巴中学那样，再一次体验了真正的同志情谊。为了满足我这些新朋友的愿望，我庄重地表示再到军校来。两年以后，我实现了这个诺言。
特殊的荣誉：戴高乐
将军在科龙贝接见我
我在法国第一次正式访问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戴高乐将军在科龙贝教堂，他的花园住宅布瓦舍里非常诚挚地欢迎我。原“自由法国”的领导人不能忍受“排斥其它党派的政权”，来到这里隐居。他在隐退之后，只在这里会见他的家庭成员和很少的几个在一起斗争过的战友。让将军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喝茶，这是勒旺少校和我在巴黎的法国同事们、几位忠诚的戴高乐分子了不起的成绩。戴高乐将军只请我自己前往（不需要任何人护送）科龙贝。只有一位便衣警察和我一起乘车前往，而这个便衣警察也只能在门口等着我。将军非常愿意表示他对我的好感，但他仍同法国现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
许多作家，如安德烈·马尔罗和克洛德·莫里亚克曾经写道，我不可能去戴高乐的乡村别墅，因为这是戴高乐中校在第二次大战前，为了假期同家人团聚而建立起来的。这座与村庄邻近的高大别墅面向着风景优美的森林和原野。说实话，我并没有心情来欣赏这些，一心只想着正在正门门洞里等待着我的主人。尽管他的身材高大，但由于他和蔼可亲、谦恭礼貌以及对人和事物的理解力，我并不感到我们之间在身材上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