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最初也曾经提出自己的纲领，但不久就完全转到托洛茨基方面去了。列宁指出，布哈林的立场最有害，是派别主义中最坏的一种。在关于工会的讨论中，布哈林是托洛茨基的盟友。
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列宁坚决地谴责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他说，对工会绝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它（工会——中译者）是一个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6]列宁指出，党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时是通过工会与广大群众联系在一起的。
在建立真正的劳动纪律的工作中，工会是党的主要助手。工会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保卫者，它保卫工人使不受苏维埃国家机构中官僚主义习气的侵害。
列宁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特别关注争取被内战折磨得精疲力尽而耕作又陷于解体状态的农民。
列宁指出托洛茨基的立场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施略普尼科夫的立场是完全背叛了共产主义而站到无政府工团主义方面去了。
列宁很清楚，向无政府主义方面的摇摆是受了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在无产阶级身上的影响；在这破坏与疲于战争的时期中，这些分子的影响特别大。
小资产阶级分子倘若获得了胜利，那就无异于颠覆了苏维埃共和国，也就是复辟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因此无政府主义倾向特别危险。党的统一与巩固的最细微的削弱都足以带来灾难。
发生的争论在党内形成了严重的局面。
列宁在他的关于工会的第二篇文章里就明确地说到“党的危机”。他在许多文章和演说中抨击托洛茨基、施略普尼柯夫、布哈林等人所进行的派别斗争。他指出，托洛茨基表现出完全“不顾马克思主义”，布哈林则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变成了毫无生机的折衷主义，而自己则转入了工团主义。列宁说，争论的中心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托洛茨基否认的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斯大林和列宁一起，同托洛茨基想把他从前的机会主主义“理论”带到党内来的企图作斗争。斯大林在发表于《真理报》的一篇光辉的论文中指出，托洛茨基在工会里推行的强制办法和“改革”，“会分裂工人阶级并引起对苏维埃政府的不信任。”
列宁在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的非马克思的观点作斗争时，特别严厉地抨击了拉帮结派以及一切削弱党的统一与一致的企图。他特别抨击了托洛茨基，因为他进行派别活动、破坏纪律并组织自己的特殊集团，这样就给反革命进攻无产阶级专政开了路。这时，托洛茨基、工人反对派（施略普尼柯夫等）、“民主集中派”集团以及其他派别正在结成自己的派别组织，各自有着各自的纲领，各自的派别纪律和各自的领导中心，从而竭力把自己孤立起来。
所有这些派别都大喊大叫什么“党的专家”的统治（就是反对党组织），指责中央委员会放逐了“共产党员”（就是反对中央委员会有部署力量的权力）。
那些托洛茨基和其他派别的拥护者，一方面以民主政治的卫道者的姿态进行招摇，而另一方面，在讨论工会问题时，他们却又禁止列宁和斯大林签署的“十人”提纲的散发（例如在乌拉尔），而在有些地方，这些文件只好胶印，就像是非法的东西一样。
破坏着党的统一的派别斗争帮助了反革命。它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群众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压力。托洛茨基的态度鼓励了国内外的一切反革命分子。五花八门的反革命分子都懂得在白匪口号下的公开反革命是肯定要失败的，因此他们企图采用冒牌的革命口号来打击苏维埃政府。他们开始装成像个共产党员，以便利用党内的分歧。
列宁极力反对派别活动，他告诉人们，这种活动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是十分危险的。
他提出早日召开下届党代表大会，以便处理有关党的生活、经济建设和巩固无产阶级与大部分农民的联盟的一切重大问题。
在1921年前几个月，列宁忙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经济建设问题。按照他的建议，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防委员会改称劳动国防委员会，它在列宁主持下指挥着全部经济建设工作。
在南高加索，孟什维克和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盟友的政府被推翻了。列宁（他和斯大林一起原是一直直接指挥着建立民族共和国的工作的）命令必须根据当地的情况，坚持不懈地执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他强调指出了对待农民的审慎政策的重要性。必须立刻采取措施改善农民的生活待遇，并且在各民族共和国里开始大规模电气化和灌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