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在谈到托洛茨基的“计划”时，他写道：“这和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比较起来，是多么贫乏，多么落后！真是一个中世纪的手工业者，一个自命为负有用古代传说‘拯救’俄国的使命的易卜生剧作中的英雄……”
在这封信里，斯大林还揭露了“那仍然在‘批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和满脑子保守思想的李可夫的庸俗‘现实主义’（其实是马尼洛夫精神）……”
党召集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全部用于讨论这一计划和其他国民经济问题。党在大会上提出了关于这些项目的四个报告。
列宁在他的报告中谈到了急待进行的经济建设。列宁提出了拟订一个单一的经济计划，改造俄国经济（即小农经济）的基础的问题。而只有在最广大的群众被吸引到建设工作中去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就必须进行广泛的生产宣传。
列宁指出，主要的是提高农业耕作的水平，如果这样做，就必须恢复重工业。国家电气化的计划是一切经济建设的基础。这是党的新纲领。“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列宁认为，在地方上，资本主义“是靠小经济来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4]
在举行大会的大剧院会场的台上，挂着大幅苏维埃共和国地图。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在作他的关于电气化的报告时，地图上灯光亮处，指出哪些地方在十年的时间之内将会有高能的电力站。
在这次大会上，列宁还指出，为了恢复我们的国民经济，我们可以准许外国资本家在我们某些企业中获得租让权。现在最重要的事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尽快地得到机器设备，为此，用黄金和租让权去偿付资本家是值得的。
列宁在第八次大会的共产党党团会议上谈到租让权时，总结了他亲自领导的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他指出：“我们所以能够支持下来，能够战胜受到我国白卫分子支持的空前强大的协约国列强联盟，只是因为这些强国之间没有任何的团结。”###[5]
列宁说，我们的政策是利用帝国主义列强间经济利益的深刻而不可避免的矛盾，阻止或延缓他们建立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盟。
我们与英国的贸易关系（这方面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将使我们能够在国外添购设备，同时也削弱协约国各国间的同盟。
列宁还说，德国政府痛恨布尔什维克，但是它的经济利益驱使它和我们媾和。利用了所有这些矛盾，苏维埃共和国将能同外国进行贸易，能够同他们缔结和约。
1920年—1921年，在列宁领导下，苏维埃共和国事实上同英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瑞典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打破了经济封锁。
托洛茨基试图利用当时在国内由于经济崩溃而造成的严重局势，以及从战争转向和平过程中所产生的困难，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以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
托洛茨基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自己是个真正的官僚。当托洛茨基在做铁路与水运工会的首领时，由于他官僚主义的、难以置信的强制性的和专横的手段，造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分裂，使得工会群众都反对他。托洛茨基拒绝执行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改变工会领导方法的指示，却开始搞出一整套的理论，说是有必要给职工会来一次“彻底的改革”，把它们变成国家机关。托洛茨基之所以要进行这种“改革”，用意在于排斥布尔什维克干部而代之他自己的人即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的立场的根源，是在于他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工人阶级能够领导农民缺乏信心。另外，托洛茨基还急于想组织自己的一个派别。在中央委员会里失败以后，他就在中央委员会外组织了一个小组织，用它来开始攻讦党、中央委员会和列宁。托洛茨基拒绝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并且在报纸上指责列宁，扬言党必须在“两种倾向中进行选择”，这样，就把他自己同列宁对立起来了。
追随托洛茨基的后尘，其他动摇分子也开始组织了个别的集团和派别，各自提出自己的特殊纲领。例如，施略普尼柯夫的“工人反对派”集团采取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立场，主张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把它的权力交给工会。它认为工业不能由工人的国家和它的机关来管理，而应当由工会来管理。它否认共产党的领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