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山本一直在恳切地期待着圣上能作出无论如何也不与美国交战的决断。
从丰田真次郎在4月的内阁改组中改任商工大臣之后，也就是，从第二次，第三次近卫内阁到东条内阁期间，泽本赖雄一直担任海军次官。在亟待解决的时局问题上，泽本赖雄非常需要对海军极为了解，在海军中威望很高的重臣的帮助。为此，他曾登门拜访过米内光政和冈田启介。
当时，日本的形势日趋严重，经济每况愈下，经济日益萧条贫困。社会上的人们在议论着“大战已不可避免”。泽本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米内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如何对待战争问题的观点的：
“慢性贫困”，这固然是有目共睹的现实。但它不应该成为我们决定一切事物的依据，因为还有其他必须考虑的各种因素。是否要开战，既要考虑时机问题，又要考虑欧洲的形势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如何选择开战的时机非常重要。切忌过早地卷入战争。
陆军的意见往往是靠不住的。在我出席内阁会议期间，就曾几度出现过这样的情形本来已同陆军大臣商定好了的事，不知何故，突然又变了，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用高木吉的话说就是，日本的陆军就像一条变幻多端的多头蛇。你很难辨别出哪个是主头。所以，即使你击破它两三个，最终还是不能奈何它。
冈田启介说：“‘慢性贫困’总比‘快性贫困’好得多。陆军的油至多只能够用一年了，恐怕不久就得向海军伸手。所以，可以理解那些年轻的军官们急于要打仗，想在战争中解决‘贫困’问题，但是否现在就进行战争还需要慎重考虑。因为国内的问题，只是我们下开战决心的依据之一，何况还是能够解决的呢。在国际范围内，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如果发生失误，那将给我们的国家带来灭顶之灾。”
但是，正像冈田启介在谈话中所分析的那样，不仅陆军中的年轻军官们急于要战，就是在海军的年轻军官中，也跃跃欲试想开战了。
这里顺便说一下，当时日本在非战争的情况下，每年所需要的石油量：海军需要200万吨，陆军需要50万吨，民用100万吨，合计为350万吨。这一只是我们现在（1968年）进口石油量（1.2亿吨）三十五分之一的燃料问题，却成了当时决定我们同美国战还是和的决定因素。
战后，富冈定俊回忆说：“因为海军打仗要用石油。所以，当时就拼命积攒石油。到开战时，贮存量已达550万吨。如果没有这些石油，这场战争就无法进行。这样的话，当时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也就只得顺从于美国了。结果恰恰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苦心积攒的550万吨石油，反倒成了引发战争的导火索。
山本在10月24日写给岛田繁太郎的长信中还这样写道：
当众议压来，吾不得不应付时，身为联合舰队指挥官的我，难就难在无论如何也不能像通常那样去作战，其结果只能是身陷窘境，进退维艰啊！……似乎竟有人为我的脾气和能力而感到疑虑（而不是对作战方案本身）。卑职深知，值此关系到民族兴亡之非常时期，不允许也不能去为我个人而申辩。恕我直言，我从来也未曾以我身为大舰队司令而自居……
总之，卑职之所以选择这种偷袭的作战方案，实出于卑职的识浅力薄。此乃穷极之策也。倘有上我者，卑职毫不踌躇，欣然辞去我本不胜任之职。
其实，到这时，已没有人主张让山本“欣然辞去”了。在山本给岛田写这封信的前五天（10月19日），军令部就已正式批准了联合舰队所提出的“夏威夷作战方案”。
当事者得出一致结论，袭击珍珠港采用鱼雷比普通炸弹的效果要好得多。但珍珠港的水深只有12米，在这样的浅水中使用鱼雷的话，首先要解决有关技术上的问题。日本海军拥有的鱼雷航迹隐蔽，比当时世界各国鱼雷的性能都好。为保密起见，日本把这种鱼雷所使用的氧气推进剂称为“第二空气”。再好的鱼雷，重量也大于一吨。高速飞行的鱼雷轰炸机向水中发射鱼雷，对水深有很严格的要求。在50米的高空发射，鱼雷入水后，至少也要下沉100米。这种鱼雷比较适合用于太平洋中部地区的舰队决战，但用于这种浅水港内，入水后的鱼雷势必因钻入港底深处而影响作战效果。要想使这种鱼雷能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尽早解决鱼雷本身的有关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