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前来救援菲律宾，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如果他不这样做而直接攻击我日本本土怎么办？是否也应该把这种可能列入考虑的范围之中？不能把我们的注意力只放在一种可能的分析上，应予以考虑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这时，负责本次沙盘演习的军令部的一位指挥参谋立刻反驳道：
“攻击菲律宾岛，乃是我帝国海军既定的作战方针。况且，这也是同陆军共同拟制的作战方案，是无懈可击的。听了你的发言，我感到非常遗憾。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进行这次沙盘演习的主要目的就是我们要统一思想。”
另外，还有一年，同样是发生在一次沙盘演习中的事情。堀悌吉写道：演习中，一支舰队在行进中，因担心燃料耗尽而没能按预期接近敌人。结果，被批评为“行动迟缓”。理由是：过于担心燃料的消耗，会影响演习顺利进行。每次演习中，舰队分成“蓝”、“红”两色，以舰船的航迹来确定演习的效果。船只在行进中，常因计算上出现失误致使过早耗尽燃料而不得不中途抛锚。于是，又补充规定：“允许船只在中途加油”，然后继续前进。如果演习中出现更多的失误，负责指挥演习的指挥官，就会轻易宣布“演习中止”，根本不问演习的最终结果如何，就这样不了了之。这是常有的事。
这样的演习训练，对未来的实战是没有太大裨益的。
战争爆发后，山本在停泊在特鲁克岛的“武藏”舰上写给堀悌吉的一封信中，曾深有感触地写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的问题，不是敌人，而是我们自己。
堀悌吉在该书的附记中还写道：
同美国交战，并非小事，不是可以信口说来的。有人竟毫不负责地说大话：“要以国家的命运为赌注”去进行同美国的这场战争。所谓国家的命运，是关系到民族兴衰存亡的大事，焉能以“赌”待之？难道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亡，也是可以拿来赌博的吗？
他还指出：
如果我们审时度势，认真地分析一下形势的话，自然不会轻易做出同美国交战的结论。至于从“东洋的新秩序”、“建立共荣圈”之类不着边际的主观意志出发，那就更是虚妄至极的。总之，拿国家的命运做赌注，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实际上，也并不完全像堀悌吉所说的那样。以军令部来说，其主要成员并不都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并不主张同美国作战，倾举国之力与美国相拼。再者，从海军历年的作战计划的内容和演变过程来看，也是如此。本来，其假想敌国，不论是美国、苏联，还是中国，都只是针对某一国而拟制的。如果同美国作战，就只针对美国一个国家。
但是，日华事变爆发后，原来只针对一国的作战计划被修订为同时针对两国作战。即针对美中或苏中。军令部一部一课内定的作战方案是：如果同苏联和中国同时作战的话，就把海军航空部队的主力投向满洲（中国的东三省）。
到1938年度，国内外的形势出现新的变化，同英国作战的内容又被列入了“年度作战计划”之中。计划中充分考虑到了支援陆军对英展开的宋卡、哥打巴鲁的登陆作战，或攻打马来半岛以及如何设法歼灭英国的东洋舰队等问题。可见，海军到这时依然主张主要同某一个国家作战。如果同英国作战的话，至多包括如何对付中国的问题。
到1939年，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如果爆发日美或日英战争的话，日本将不得不同时与中、美、英三国作战。
到这时，虽然同美国一战已成定局，但海军依然不愿意同美国交战。海军认为：日本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同美国打仗，应该设法避免同美国发生战争争端。其原因正如米内任海军大臣时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日本海军根本无法与美国抗衡，同美国交战，很难取胜。
再者，战争也不是哪个国家所能左右得了的，也很难推知，究竟谁先发动。倘日本的敌对国首先挑起战争，日本受到攻击的话，也总不能立即束手待毙。因此，必须有同时对付三国—美国、英国和中国—的思想准备，至少在计划上应该这样考虑。况且，荷兰也有转向敌方的可能。到那时，苏联也不会袖手旁观。这种局面如果真的出现的话，日本将如何应付呢？仅如何分配兵力这一最基本的问题，就足以令人感到头痛，不太可能把海军航空兵的主力全部用于中国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