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不管海军愿意不愿意同时与五国交战，但在计划和设想上，也不能不有所考虑。基于这些因素，海军自然会得出结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都不宜对美宣战。
有人说，在海军军人中，军令部系统的人要比军政系统的人好战。就某种意义上说，这话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军令部一部一课那些实际负责拟制作战计划的人也未必就像所说的那样。就是大臣及川和次官丰田，他们对缔结三国同盟条约虽然也表示了赞成意见，但也并不希望日本同美国交战。他们的赞成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远见卓识的才能或没有坚持正确意见的勇气，甚至还可能只是出于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
第四章痛苦的决定
1941年初，山本突袭珍珠港的想法已经最后形成，甚至某些细节也已经考虑到了。但同时，在他的脑海中还很不自觉地闪现出要隐退的念头。
到是年8月份，他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将期满二年。从明治维新以来，在历届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这种繁重职务的人中，几乎还没有人任期二年以上。从东乡平八郎到吉田善吾，短者仅几个月，最长者也不过二年零三个月就被更换了。
在新的一年之初，山本很自然想到自己的任免之事。同时，他自己也明白：迫于时局的需要，这种职务人员的更迭，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1941年1月23日，他给停泊在德岛县小松岛的“高雄”号舰上的第二舰队司令官古贺峰一写了一封长信。这是他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书信之一。信中，他着重谈及了应从避免战争的角度考虑海军中有关人员的使用和他本人的进退等问题。他在信中写道：
一、从去年8、9月份，最高当局明确表示一定要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后，我回到舰队备感不安。为此，曾置己安危于度外，致信及川，探询他对今后形势的分析，并强调：倘条约签订，我日本将不得不冒为德国火中取栗的危险；美国不介入这场战争那是最理想的，然而，又不可能。记得殿下（伏见恭亲王）也曾说过：“事已至此，别无他法，只得竭己之能，各尽其职了。”我以为，这是十分危险的。我认为，为了补救目前不利的局势海军应该寄希望于新的人事安排。除必须尽早起用米内外，还应依次擢升舰队司令官，此为上策。及川确曾认真地考虑了我和贵兄的意见。他也逐渐认识到局势的发展异常危险，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他曾征询我的意见：“现今的次官诡计多端，行动不轨，无论如何也应尽早更换（是否可让他到澳大利亚去任大使？）；军令部的人员也应调整，为了统一意志，整饬队伍，似应命福留繁为军令部一部（作战部）部长。”
我思忖再三，遂进言道：“如今的形势已大不同于缔结三国同盟条约以前。欲避免使日本卷入不宜之战的危险，仅更换次官和军令部一部部长是不彻底的，也无济于事。必须大刀阔斧，重新物色海军部内各要职人选，舍此别无他途。首先，是否考虑让米内出任军令部总长，由吉田或古贺充任次长（当然都是勉强的），福留繁担任副职，由井上出任海军省次官。只有组建起这样上下一致戮力同心的新的领导体系，才能有效地克服将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即使在危难中，他们也能敢于直言进谏，力挽狂澜。倘能如此，舰队甘愿为之作出必要的牺牲，决不会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对我的上述建议，及川未置可否。
二、下面所言同上述内容并无多大关系。去年11月末，及川写信给我。他说：“你的事不必过急，以你之见GF长官应该由谁来接任？”我仔细地分析了各种因素，认为，应经充分考虑之后再作答复为好。遂于去年12月25日作了书面答复，概要内容如下：
“还是我原来的意见。殿下如不同意我的在4月份人事变动中起用米内的意见的话，那么，到1941年或1942年，恐怕殿下也将不得不亲自去请米内出任。如果不考虑起用米内，那就只得在岛田、二丰田和古贺这四个人中物色人选。我的意见是，一定不要把二丰田考虑进去。
如果不打算立即起用米内，认为实现此一方案实在有困难的话，那么我的继任只能考虑安排古贺或岛田。
如果殿下目前不打算进行人事变动，我同样也认为古贺出任军令部次长为好。
我已经极力推荐米内。至于我自己，坦率地说，即使我留在舰队去任1F或让我退役，我都毫无怨言。此乃真情。当然，如果情况需要，委以重任，我也并不推辞。假如古贺在陆上任职一年后再来接GF，我甘愿破例再任现职一年（连续任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