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生活中有些“死角”没有危险性，因此也不构成问题例如，也许还有不少意大利人，就如同一名外国记者在离罗马五十公里的地方偶然碰上的农民一样，对谁是墨索里尼只模模糊糊地知道一点点危险性较大的是知识分子和有专业的人士，他们即使是法西斯党徒，有时候却不热心，甚至私下怀有敌意。于是，每项专业都一一地变成了排外性的团体。要加入就必须持有“品行端正，政治表现好”的证明。没有这样的证明，任何人都不准开业。这种排外性专业团体已在记者、医生和律师中建立起来，并正制定新计划准备把建筑师、艺术家、发明家、化学家、工程师和其他绝大多数的职业包括进去。墨索里尼吹嘘说，再没有另外一个国家能把知识分子如此有效地组织起来，也未曾有过别的政府为受过教育的阶级做了这么多好事1932年10月，2000名知识分子和专业界代表被召集起来听他训话：不能再允许有象牙塔存在，也不能再允许那些自欺欺人、自以为比他懂得多的人说三道四“意大利只有一个人是一贯正确的”，他所说的这个人并不指教皇，他希望意大利知识分子通过积极参加和宣传法西斯制度的新社会准则，向世界显示法西斯主义的生命力。
学校教师早就被迫宣誓忠于法西斯政权。1931年，在哲学家杰蒂勒提议下，大学教授也得宣誓，否则将被解职。教育大臣私下对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宣誓只是一种形式，不会过分强迫他们恭顺屈从这样做只是为了给外界造成一种假象，说明法西斯主义在大学也得到一致支持。所以，拒不宣誓的教授不到百分之一。
使大学具有政治色彩的做法在国外激起了指责墨索里尼为此感到吃惊，于是通知意大利驻外大使，要他们宣传说明教授宣誓都是自发的这些教授们一旦跨出了第一次让步，于是马上就有人请他们入党，当然不再像从前那么大肆宣扬他们也要像其他法西斯分子一样进行第二次宣誓：生为墨索里尼而生，死为墨索里尼而死。学校教育要保持中立已不可能，必须法西法化，要证明暴力、服从和思想一致的新道德观是正确的不少德高望重的著名教授在毕业典礼上身穿黑衫，列队齐步前往法西斯纪念展览会，并和其他人一起在那儿站岗守卫。对此，墨索里尼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当然，教授中有许多人，如卢伊季·埃伊瑙迪、埃里科·费米和费戴里科·夏博德，绝对不喜欢法西斯的伎俩。大学仍是个“死角”，在一定程度上仍处于政府控制之外各样的埋怨经常可以听到，不过谄媚奉承总能得到酬报当意大利一步一步向军国主义发展的时候，有权有势的知识分子中辞职的寥若晨星三十年代初，全国反法西斯的活动几乎很少。墨索里尼踌躇满志地说，他几乎得到每一个人“自发和无可争辩的”支持。后来他回忆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独裁者，因为他想发号施令的意志“哈好与意大利人恭顺服从的意愿相吻合”。
他依然希望法西斯主义在完全改变意大利人的性格方面能最终取得成功。他要求意大利人更守纪律，更“普鲁士化”，多一点皮埃蒙特人的性格，少一点南部意大利人的性格他要求小学生只以他一人为学习的榜样为了把意大利人从他称之为几世纪的麻木不仁状态中唤醒，他将“让他们从早到晚穿着制服站在队列中，给他们棍棒、棍棒、棍棒”。他们必须学会憎恨别人，同时又乐意承受别人憎恨；他们必须做到使人惧怕，而不是要讨人喜欢；他们必须成为一个“优等民族，冷酷无情，不讲宽容，惹人讨厌”。他们需要多一些骨气，少一点头脑。有时他甚至大放厥词。意大利人应该少受一点教育，因为未受教育者比受过教育者更有胆量。
1934年以后的年月里，墨索里尼又如同过去一样反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他下定义说，就是缺少英雄气概，喜好猜测怀疑和主张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喜欢妥协，喜欢过安逸生活，与法西斯主义大相径庭。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他不让意大利人过得太舒适，因为贪图安逸是军国主义的大敌，它不利于培养勇猛的战斗人员不准成批生产像伏尔克斯那样价廉物美、颇受欢迎的小汽车，其原因可能出于此因为普遍使用汽车意味着追求享受和舒适，可能产生和平主义的思想。他宁愿战争接连不断，使人们习惯于过艰苦生活，始终保持警惕。为反对资产阶级敌人，他终于打算掀起使用暴力和将反对派关进集中营的“第三次高潮”。他不时就对富豪予以抨击，使人联想起他早期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外国人进一步证实，他正在“稳步地向左”；商业界和金融界对此很不欢迎。一次，他生气时说，也许起码百分之八十的资产阶级应该从“肉体上消灭掉”；要是1920年以前他就如同现在这样了解他们的话，他“早就会进行一场无情的革命了，那将使列宁的革命显得相形见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