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受到指责的却是斯特雷斯，说是他把国家生活搞得如此单调，千篇一律。但他辩解说，他所干的事没有一件不是奉命而为，而且是一字不差地严格遵照墨索里尼的指示办的其中有个决定是要求通过一项法令，规定政府机关办事人员必须是党员正如法西斯时期所颁布的其他许许多多法令一样，这一法令证明是不可能实施的，或许本来就没有打算认真实施但法令却明确规定，只有交纳党费的法西斯党党员才能享受意大利公民的一切权利。
不久，仅仅是一名法西斯党员也不够了，最好是1922年10月以前就入党的老党员。如果是1919年3月“圣塞普尔克罗会议”参加者，那就再好不过了。于是刮起了一股把得到党证的日期往前改的风。最后，声称参加过1922年革命的党员人数增加了十倍，连一些当时还是幼稚园的人也说参加了墨索里尼对此作了安排，把第一张正式党证发给他的弟弟阿纳尔多，证明他是出色的“圣塞普尔克罗分子”然而，事实上阿纳尔多是没有资格享受这一荣誉的。还有的人更为荒唐，声称1918年正式建党前就已是党员，借以取得有利可图的老资格地位这股风的出现是由于资格老不但能得到色彩艳丽的装饰性胸章和穗带，而且工作上得到照顾，退休金和工资待遇优厚偶尔，态度强硬的大臣会因本部门人员过剩而拒绝接受那些名声狼藉的法西斯分子。但墨索里尼认为，这八、九万老资格的战斗队员是他政权的骨干，最为可靠，因此在经济上也就应该得到报酬。
任何想在法西斯主义运动中青云直上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服从命令，必须大肆吹捧斯特雷斯，歌颂他把党建设得如此好，如此有纪律墨索里尼声称，意大利因此已成为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极权国家也许他心里是在与俄国相比，因为斯大林的政策很受斯特雷斯钦佩另一方面，有一些法西斯党员认为，这一时期内法西斯党终于抛弃其仅存的早期思想，成了一个庞大、懒散、压抑的官僚主义机构。它沉重地压在人们头上，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把意大利变成了一个贪污腐败、求助于镇压的警察国家。
斯特雷斯任命的法西斯领导层成员，除了个别人外，大都是些无能之辈。他们不仅经常收受贿赂，而且“对见多识广”、“富有聪明才智的意大利人民来说，实在令人作呕”。他们的职位使他们享有豁免权，未经斯特雷斯准许不能逮捕，这就使人们更加气愤。墨索里尼要他们为全国树立一个严肃认真的榜样所谓严肃认真，他的意思是不要上剧院，不要到豪华的餐厅吃喝，要多走路不坐车，无论如何也不要学他那驾车横冲直撞的坏榜样。总之，重要的不在于德和才，而在于表面上的言和行。
墨索里尼不厌其烦地声称，造就一个新的更好的统治阶级是他的主要任务。但他头脑里的精干典型就是“法西斯战斗队员”，也就是这样一批人他们的主要优点不在有才能或有想象力，甚至也不在于办事有效率。他反复说，取代旧秩序的办法是，只要有可能就把更年轻的法西斯分子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去他提醒人们，在英国历史上最能干的首相中就有一位是在二十四岁出掌内阁的他认为意大利人应该学会“因年高感到羞愧”。因此他决定，除了年轻人外，不准再吸收其他人入党。从此以后，年轻人被大批地吸收入党，而且实际上带有强制性墨索里尼的这项政策是以站不住脚的设想为基础的其一是，年轻人因受教育的影响必将是百分之百的法西斯其二，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接任领导职位：其三，第一代法西斯党人准备退出领导岗位，不会有任何抵制。但事实是，许多党员都想把入党日期往前改这表明，论资排辈比大吹大擂“年轻化”更为重要。
1930年10月，墨索里尼宣布，一切都要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对“我所说的国民生活中的死角”现在是加紧“进一步法西斯化”的时候了这与许多意大利人一直所盼望的恰恰相反，他们原以为一旦法西斯统治完全巩固之后，控制会有所缓和，人们能享有更大的自由他们认为只有容许更多的讨论和批评的自由，这一制度才能恢复活力和造就有才能、有个人负责精神的统治阶层墨索里尼自己有时理论上也承认，一定的讨论和不一致或许有好处，但实际上他知道，这对法西斯制度存在着不小的威胁因此，他十分注意对戏剧和电影的检查，从而确保娱乐体现正确的法西斯要旨通常每年要审查的剧本达一千五百种之多如果有什么问题审查人员拿不准，就得报请墨索里尼本人审阅他或许会坚持某个剧本要做修改，使之有一个愉快的结局或许因为某一场里有个意大利人喝醉了酒或犯了罪而把整个戏删掉他禁止上演皮朗德洛的一个剧本，因为观众把这个剧看作是对当局的责难只要有一丁点儿暗示性的讽刺触及到他本人，该剧立即遭到否定。因此，萧伯纳的《恺撒和克娄巴特拉》也不准演出，因为在此剧中有一人秃顶的独裁者审查员接到严格的命令，对任何有关拿破仑的演出节目要特别留意他们猜测，这是为了避免让观众看到任何可能转弯抹角地涉及到墨索里尼的东西，或者是因为墨索里尼不喜欢表现大人物在人们面前穿着衬衣，披露他们不正当的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