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矛盾毫不奇怪，因为墨索里尼开始时需要装得既保守又富有革命精神，不过保守多半是暂时的，策略性的他内心希望法西斯革命能像在苏俄一样，以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埋葬现行政治制度。这样就可表明，法西斯主义运动既是一场思想革命，又是一场政治革命。可是，他的希望迟迟不能变成现实起初他以真正的革命尚未到来为借口，后来又说法西斯主义运动是一场“永久性革命”，不断在变化，没有最终目标，也没有止境。“永久性革命”的提法实在妙不可言，既掩盖了墨索里尼内心的矛盾，似乎又“对群众产生了神秘的影响”，他感到非常满意。但同时这也使有些法西斯党员莫名其妙，理不清头绪。为了进一步说服群众，他吹嘘说，1922年的法西斯革命比1917年的俄国革命规模更大，情况更复杂，斗争更残酷列宁能做到的他都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好。与创造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诸原则的1789年法国革命相比，法西斯革命的实际成果更多。前几年，墨索里尼还积极拥护法国革命的上述“不朽原则”，但如今却认为，他新发起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正是与那些过时信仰针锋相对，如水火不能相容，冰炭不能同炉。平等和民主都是错误的，因为二者“破坏了生活中一切美的，有趣的和有个性的东西”。他发誓为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战斗到死，认为二者都不适合意大利国情。然而经重新考虑，墨索里尼又不想把民主这杆大旗彻底抛弃他声称，意大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一个普通的意大利人在决定对其有关事务方面的影响大于“任何一个所谓民主国家的公民”。对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实在是自欺欺人，逻辑不通。同样，有些法西斯党员自诩为真正自由的拥护者，甚或认为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几乎没有区别。这也使人难以理解。
自由主义只是一种思想，因此不太重要，但要求实际上的自由却为墨索里尼所不准他说只有知识分子向他要求自由，不过对他们可以置之不理普通老百姓并不要求自由，他们觉得自由太多不利社会的安定团结，反而渴望秩序和纪律。他形容自由是一具“腐烂的尸体”，文明与个人自由两不相容：“个人只有在服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才存在随着文明不断发展，越来越复杂，个人自由也必须日益受到限制”。一次，一位大胆的采访者向墨索里尼指出，倘若像他要求别人遵守纪律、服从命令那样要求他自己的话，他将一事无成。墨索里尼想了一会，然后简单地答道，“新时代需要新做法”。
1925年，按照预先的安排，法西斯知识分子向国外发表一项集体声明：“法西斯主义和聪明才智水火不容的谬论”毫无根据，相反，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必不可少的联系”。物色足够数量合适的知识分子曾遇到困难，但最后还是召集了二百人到波洛尼亚他们事先得到通知，在作出决定之前不准进行认真的讨论胆量大的极少人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制定法西斯主义理论，一劳永逸这可是个危险的禁区，结果他们还是被说服了：只有“独一无二的法西斯理论家”墨索里尼才有资格决定这一问题于是他们也以此为足，认同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思想体系，不管它意味着什么，到时将结束“意大利的传统文化”。
第二年召开的哲学家代表大会不怎么成功，由于有一名与会者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篇反法西斯讲话，指出既然法西斯主义不容许生动活泼的文化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自由辩论，它就一定毫无成就，其同法国革命根本不能相比这一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证明大会已失去控制，于是会议不得不迅即中止。墨索里尼感到十分难堪，因为当时有外国人在场，两名国内声名显赫的哲学家由于支持这一丢人事件被墨索里尼解除了大学职务。从此以后，这类集会遭到禁止或严格控制另一些法西斯知识分子，其中有的无疑是想借机补缺，进一步要求解聘所有不积极信奉法西斯新宗教的教授和教师。墨索里尼让他们放心，说法西斯主义运动即将产生伟大的哲学、伟大的诗歌和伟大的艺术，同时也告诫他们不要操之过急。
法西斯政权早期的官方哲学家是焦旺尼·杰蒂勒。他在1922年担任教育大臣，1923年进行的教育改革很受人称赞。墨索里尼决心改革教育制度，以造就一个新的法西斯统治阶级。他的主意是，“从六岁起就对小孩实行封闭式的强制教育，一直到16岁才允许他们回家”。对每个年龄段的教育都要灌输法西斯思想，发行一套新的义务教育课本，广为宣传有关领袖的神话，同时进行伟大国家和帝国扩张必要性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