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首脑，直至最后的岁月并无两样。由于执法效率不高，敷衍塞责，严厉的法律往往在执行中大打折扣。同以前在罗马时一样，墨索里尼在加尼亚诺也常常朝令夕改，使一些官员无法弄清他的真实意图德国人注意到他不愿讨论任何严肃的问题。他们猜想，这是否意味着他缺乏决断能力，或对问题没有任何前后一致的看法。过去，他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如今他似乎已懂得，这样做已行不通了，或者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各部门都自行其是，相互间没有任何配合。法律仍在不断地制定，但往往是纸上谈兵，得不到执行有时人们简直难以相信还有一个中央政府存在。
墨索里尼喜欢人们首先把他当作一个爱国主义者，但私下他却自称首先是法西斯主义领袖，然后才是国家的领导人。有些人依然认为，他继续把意大利视为摄取个人权力的工具；如果国家对他不再有用，他就让它在这场战争的“浩劫”中牺牲掉。他总是喋喋不休地向意大利人说，他一直为他们忘我工作，设法使他们勇敢坚强，把国家建成一个既使人害怕又使人钦佩的强国在他领导下，有史以来意大利人首次向人类贡献出一种主义和一种生活方式；将来，意大利人迟早会由此对他表示感激如果意大利的下一代想在世界上独领风骚，他们就必须好好领会他的学说历史将证明他是正确的，因为总有一天，一位新的领袖将以他为楷模，再次使国家强盛，为世人所畏惧。
墨索里尼煞费苦心地编造了一套鬼话，目的是想以此作为部分证据为自己的一生辩护，并奢望能为历史学家所接受。他扬言，法西斯主义将受到人们怀念，它将继续证明是本世纪的主要思想体系意大利人被剥夺的只是招致自我毁灭的自由，他们应为此感到高兴；他只不过去掉了意大利人身上的放纵习气，从来没有剥夺过他们真正的自由；实际上，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独裁者，相反，他是意大利人民的勤务员；他并没有把法西斯主义强加给他们，而只是发展了某种本已存在的思想倾向；只是，当时这种倾向大家没有察觉，而是由他发现的。他认为，只有承认这个事实，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个人主义色彩浓厚、难以驾驭的民族竟会毫不犹豫地跟随他长达二十年之久。
墨索里尼有时推测，未来的法西斯主义或许与现在大不一样，可能更自由化。与法西斯理论家由政府控制一切的主张相反，很可能“治国的根本良策在于确保政府尽量少干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墨索里尼的观点变幻莫测，说明他仅仅是在探索如何才能投人们所好，从而受人钦佩，为人所需。1943年11月的“维罗纳宣言”主张批评自由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应为神圣权利，可三个月后又一切如故，他恢复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提倡私人企业全部国有化。又过了半年，他趋于承认权力主义更适用于俄国人，而不适用于意大利人。因此，他准备实行多党制，允许各党派享受有限的批评权。他甚至鼓励一家“无党派”报纸创刊发行，然而这一尝试只持续了几天功夫便遭禁止。
为了急于扭转以前的坏名声，墨索里尼挤出时间先后五十次接见了一位被他选中的信仰社会主义的记者卡洛·西尔威斯特里，以便让他如同十几年前的埃米尔·路德维克一样，把墨索里尼的思想整理升化，载入青史西尔威特里获准参阅墨索里尼私人保存的档案和他为自己的政治生涯辩护而写的冗长的备忘录。通过与墨索里尼多次交谈，西尔威斯特里得出结论，大意是老式的法西斯主义已经不存在它曾是暂时的现象，目前正在发展成为一种与过去截然有异，而以社会主义，也许还有基督教民主主义为基础的政权。
墨索里尼就1940年至1943年间所发生的大事在《晚邮报》上连续发表了十九篇文章，说明他决心公布自己的观点尽管这些文章没有署名，但丝毫也不掩饰作者就是墨索里尼。报纸印刷了一百万份，尔后又发行三十万册的单行本德国新闻检察官坚持删除其中某些段落，这使墨索里尼蒙受莫大的耻辱。
墨索里尼在这些文章中所作的判断含混不清，充满着对自己的辩解。他承认，倘若1940年他未曾定下决心和希特勒合作的话，法西斯主义或许能在意大利原封不动地幸存下来，就像佛郎哥政权在西班牙依然存在一样他说他问心无愧，因为为制止战争爆发他作出了一切努力。然而，他又同时设法使自己相信，发动一场世界大战是正确的，舍此别无他途能使意大利跻身强国之林只有通过赢得军事上的胜利，一个国家才能变得伟大，“唯有战斗才能使一个人成为完人”，唯有轴心国的胜利才能确实给世界带来公正的和平他认为，如果有更杰出的将领，如果1939年9月国王没有阻止意大利参战（这完全是奇谈怪论），如果德国人采纳他的好主张，或甚至假设他使用了别人采用过的不人道的战争手段，那么，这场战争本来是可以打赢的。总之，他正在竭力寻求一个人替他背黑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