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名法西斯高级领导人因在7月25日大议会表决时反对墨索里尼而遭捕并被押赴刑场处决当公众得知这一消息后，墨索里尼品格中某些不太引人注意的方面也成了人人皆知的事实，因为这一行为表明，他没有正义感。然而，他却认为这次处决在他一生中最具有戏剧比被处决的人中有他的女婿齐亚诺，他的老同事马里纳利和年近八旬的戴博诺元帅法西斯领导人中他最想杀的是格朗迪、费戴佐尼和博塔伊，但他们都设法及时逃走了。他所处决的那些人罪行并不重，他有时非常坦率地承认，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罪。但是，他获释后首先想到的问题之一就是“肃清”7月25日的叛徒。他本能地感到，必须严酷镇压，以做成其他想要倒戈的人。司法部长建议说，指控这些人犯有叛国罪并无证据，因为7月25日的表决是完全合法的，还得到了墨索里尼本人的同意，并且也是他自己要求他们畅所欲言直抒己见的，但现在墨索里尼却借口说，这些持异议的法西斯分子应对历史上最严重的叛国活动负责尽管他在给巴多利奥的亲笔信中也曾提出要与国王的政府合作，但他仍一意孤行，一定要将那些和他一样行事的人处以死刑。为了维持这一决定，他设立特别军事法庭，颁布了一项有追溯效力的法律，准许把所有曾经背叛法西斯思想的人处以极刑。同时，凡是违背“誓死保卫法西斯主义”誓言的人都可以判处长达三十年的徒刑受墨索里尼委派担任军事法庭法官的人都必须由法西斯党推选，必须“经审查证明忠于法西斯主义”。他们的职责非常明确——判决被告有罪并把他们处死。
纳粹分子尤其想要墨索里尼惩罚齐亚诺，不过他们处事谨慎，未主动施加压力有些人提出的处罚甚至还不及墨索里尼本人所要求的那样严厉。死刑的要求反而来自法西斯领导层，尤其来自7月25日后惊慌出逃、而心中有鬼的那些人民团中的死硬分子不仅威胁辩护律师而且也威胁法官，并气势汹汹地说，倘若被告免于死刑，他们就以私刑将这些人处死他们还公开告诫墨索里尼，不能对齐亚诺有任何偏袒，否则他将为人所瞧不起墨索里尼的妻子雷切尔更是铁石心肠，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她坚决要求将女婿处以死刑。
墨索里尼为了减轻良心的责备，后来声称他并没有要求进行审判，更谈不到要求判处死刑。可事实上，他不仅事先下令宣判被告有罪（尽管他心中清楚这样的宣判意味着死刑），而且当德国人在最后时刻请求他推迟这一假审判的时候，他也加以拒绝。如他对一些人所说，他心目中的齐亚诺已经死了。他当时只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念头：千万不要让别人认为自己由于裙带关系而软弱无力，问心有愧他明确地说，这一次，“执政者的理由”必须优先于合法性。此外，审判费用也由被告来支付，这是对他们的最后一次侮辱。
结果，本身已残缺不全的法西斯政权把大批法西斯领导人判处了死刑。不过被押赴刑场的只有五人，其余的都已潜逃。一名法官后来详细叙述审理此案的经过时证实说，审判只是为了走走形式，并无其他意图如果不宣判被告有罪，法官与人犯都会在法庭上一起被法西斯卫兵开枪打死。显然，大部分法官决定宽恕年岁已高的戴博诺，但是他们又被迫进行第二次表决纠正从轻发落的判决所提出的有关反政府阴谋的证据完全站不住脚，与被告没有直接关系这些证据只牵涉到法里纳契一个人，可他非但不属被告，反而成了原告的证人。被告的证人不得到庭作证，辩护律师也不准拖延审判进程为了在维罗纳市内或附近找一个有胆量的敢于为齐亚诺出庭辩护的律师，就花去了两天时间，结果还未找到；所有的律师都借口推辞。
齐亚诺等五人被判处死刑以后都正式请求宽恕，但多年来他们都深知墨索里尼的为人，因此求饶也是徒劳墨索里尼后来假仁假义地说，他本想为他们减刑，因为他了解他们是无罪的但事实的真相是他完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营救他们，然而他不愿这样做他谎称从未接到过他们要求宽恕的请求。其实，这是由他指使故意安排的，目的是让人们相信责任不在他身上。
次日清晨，即1944年1月11日，死刑在维罗纳执行。和审判时一样，枪决的场面也被法西斯宣传部门拍成电影墨索里尼的私人秘书在场监督行刑，执法队的枪法十分糟糕，三次齐射才结束。
墨索里尼与个别意大利人讲话时说，这种可怕的场面使他毛骨悚然。但就在同一天，德国人发现他全身轻松，信心十足。他召集监狱管理人员向他汇报齐亚诺最后时刻的一举一动；齐亚诺的遗书经他看后才转交给齐亚诺的遗孀即他的女儿。他是否看了那部影片不得而知，但他完全能做得出来，因为他病态心理的好奇心极重他斥责（但没有惩罚）那些没有让他履行减刑权利的人，这也许是因为他没有想到，这一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极不得人心。因为他残酷无情，胆怯懦弱，拒绝站出来与法西斯极端分子作斗争，墨索里尼死后，其女儿也没有原谅他在她丈夫活着的最后日子里，她想去探望的要求都未得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