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拉代贝也是这家事务所的一个办事员，小个子，比较高傲，政治上激进。曼德拉告诉他新杯子的事时，他的回答说：“你瞧我的，就照我做的干。”茶一到来，拉代贝避开新杯子，故意挑一个旧杯子。曼德拉不想和他争吵，也不想和打字员争吵，装着不想喝茶。
另一个打字员在没事做的时候常向他要工作。有一天当他正向她口述信稿时，一位白人顾客走进办公室。这个女孩子显然很窘。为了表示曼德拉不是她的上级，她从钱包里取出6便士命令说：“纳尔逊，请给我到化学商品店买点香波。”
他带着幽默感讲述着这类小事。当白人的偏见和愚昧指向他本人时，他的反应总带着这种幽默感；当指向不能自卫的人民时他就极为愤怒。
在当学生的时候，曼德拉就和伊弗林·恩托科·梅思结婚。她是一位漂亮说话温柔的护士，在市立深矿医院工作。他们在奥兰多安家。奥兰多是正在扩展的市镇之一，一片不毛之地上挤满了火柴盒式的房子，在约翰内斯堡的西南大约10英里（这一带后来名叫索韦托，那是“西南部市镇”这几个字字头的缩写）。西苏鲁和他的妻子阿伯蒂娜住在附近，她也是一位护士。奥利弗·坦博这时也已来到约翰内斯堡，在圣彼得学校教自然科学和物理课。
曼德拉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业余课程很艰巨；而且他缺乏适当的学习设备，还有长途火车旅行和夜里11点钟的宵禁。他跟着当学徒的这家事务所里的一位波兰犹太人，对他很好，使他永远感激。那位同事给他种种鼓励，催促他一心一意做一名好律师，从而“赢得各界居民的尊敬”，还要他躲开政治。
但曼德拉无法这样束缚自己。他越来越认为自己是一位非洲民族主义者，而不仅是一个滕布人；他被非洲人国民大会所吸引。沃尔特·西苏鲁已是一名成员，他还鼓励坦博和曼德拉投身于黑人政治团体中这个历史最久和坚定不移的组织。可在1942年，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时衰落失去许多会员，他们分裂出去组织非洲民主党。这三个朋友（坦博后来这样称呼他们）认为这样是错误的，他们自己的职责应是留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来推进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从那以后，他们和其他青年人一起工作使国民大会活跃起来，并证明了他们是历史上有成就的一班人。
非洲人国民大会（原来叫作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创立于1912年1月8日，在阿非里卡人建立国民党的前两年。四名青年律师在波克斯利·卡·伊扎卡·塞梅领导下在布隆方丹镇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塞梅本人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和英国法学协会学习回来。他们的目标是团结自己的民族。塞梅认为，部族倾轧是歪门邪道，是造成一切灾难、落后和愚昧的原因。他坚持，“我们必须着眼于更大的政治，因为我们是一个民族”。
酋长们和他们的部下、各政治团体的领导人、牧师、教师、记者和律师们走到一起，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事件。他们从南非各地以及英属贝亚纳、巴苏托兰和斯威士兰走到了一起，克服了部族和语言的差异，克服了农村和城市背景的隔阂。教育家约翰·杜贝被选为全国主席，塞梅当了司库，自学成才的报社编辑和小说家索尔·T·普拉吉被任命为总书记。这个组织以美国国会为原型，也含有英国议会的结构和程序因素，例如有一位议长和一个由酋长组成上议院。他们的宗旨是鼓吹在议会、教育、工业和行政方面废除种族歧视。一位代表在半个世纪后回忆说：“我们当时梦想着有一天出现变革，非洲人坐在议会里并且能够自由购买土地。”
他们的确是非洲人民族主义者，但并不是反白人。也不简单是因为他们的教育将他们引向谋求在白人的政治结构中分一杯羹，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本身就包含着不许用黑人种族主义以牙还牙。在以后几十年中，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未背离它对种族主义的否定。
那场第一次庄严的集会还念了祈祷文，唱了一首由科萨族作曲家伊诺克·索通加写的赞美诗《上帝赐福非洲》。这首歌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歌和南非黑人的国歌（60年代它也被一些独立的非洲国家采用为国歌）。1925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有了一面旗帜：黑色代表人民，绿色代表土地，金黄色代表资源。
此后是漫长的抗议岁月，反对一次又一次的不公平行为。抗议表现为示威游行和集会，表现为派代表团和请愿。这种非暴力抗议得到的唯一答复是加紧镇压和更多的暴力。到30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衰落了，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说，成为一个清谈的场所。此时有一位来自东开普省克拉多克的圣公会牧师詹姆斯·卡拉塔，不顾严重的疾病和贫困，开始顽强地复活这个组织。此前，他已被任命为总书记。A·B·克苏马博士充实进来担任新的全国主席，保证了那场复活运动。游历广泛、经验丰富的克苏马在约翰内斯堡开业行医，生意兴隆。他和其他有名望的知识界人士往来，其中有Z·K·马修斯，他是黑尔堡大学教授“社会人类学”和“土著法与政府”的讲师，在这之前已在海外教育界博得声名。1936年，马修斯在政治上被赫尔佐格的种族隔离法案所震惊，此后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他开始起重要作用，就象曼德拉和坦博这些能干的青年人一样。后者在黑尔堡卷入了学生运动，此时也正在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