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贝塞尔是这样描述会见时的情景的：
在这个最高治安监狱的建筑中，我在狱长办公室里等着纳尔逊·曼德拉。高级官员们穿着黄卡其布制服，佩戴着金星肩章，一些人头上的尖顶帽直拉到眼边，就象皇家禁卫军的军士长那样，他们急匆匆地进进出出，一面激动地说着阿非里卡语。在最后进入房间的3个人中，其中的1个人来到我面前向我问候说：“您好！”于是，我也向他问候。他继续说：“您一定是温斯顿·丘吉尔的亲戚吧？”又说：“无论如何，对接待您，我感到十分高兴和十分荣幸。”
为让我轻松自如，他请我坐在我准备做笔记的桌子前。很快，我意识到这正是我要见的那个人。
他身材魁梧，一头银发，穿着洁净的橄榄绿衬衫和折叠得很好的海军蓝裤子，俨然象是南非监狱部门的另一位将军。真的，他的举止是他们所有的人之中最自信的，在房间里所有的人当中，他显然最老练。然而，他是个黑人，是个囚徒，也许还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人。正是这个人，在欧洲，人们唱歌赞扬他；在伦敦，还有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街道。他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一个为摧毁种族隔离制度——必要时使用武力——而奋勇献身的人。
曼德拉告诉贝塞尔关于在罗本岛“环境最恶劣的几年”，监狱里的殴打和心理上迫害，以及1974年前后的显著改进。他补充说：“现在，只有废除整个南非的制度，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他证实他身体健康，外面一直流传着所谓他身患癌症的谣言是靠不住的，传说他截断脚趾也是假的。但是他说，他仍然抱怨监狱里的恶劣条件：“墙上有一块潮湿的地方，在修建这个房子的过程中一定有什么差错。将我们6个人和其他囚犯隔离开来也是错误的，我们喜欢有更多的战友。”他渴望有更幽静的环境进行学习。他继续说：“事实上，在1969年我们已经提出关于政治地位的基本要求，例如，犯人应有记日记的权利以及家属探视的权利，我指的是非洲人的家庭观念，而不仅仅包括妻子、兄弟和孩子，那种欧洲人的家庭概念。”
贝塞尔后来评论说，问题并非监狱条件多么严酷，“问题是关押曼德拉和他的朋友们这件事本身。曼德拉、西苏鲁、卡特拉答已在罗本岛度过了18年，而在波尔斯摩尔监狱也关了3年，他们的罪行都不会比破坏财产罪更重。”他们所受惩罚远远超过了违法本身，姑且不论他们有权使用暴力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这一点。种族隔离制度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他们无权参加竞选，甚至也不能居住在他们愿意居住的地方。”曼德拉曾经说过：“武装斗争是政府强加给我们的，现在如果要求我们放弃它，球却在他们一边。他们必须给我们合法的地位，象对待一个政党那样对待我们，并和我们谈判。在他们这样做之前，我们将不得不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仅仅在口头上说是没有用的，政府已经将螺丝拧得太紧了。”
他补充说：“当然，如果出现按这种方针进行谈判的机会，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宣布停战……但此刻我们仍被迫进行武装斗争，虽然这仅在一定限度内进行的。”其目的是袭击军事设施和种族隔离制度的象征物，而不是想暗杀什么人。“我不希望我们的人进行暗杀，例如，我不希望暗杀这里的弗里茨·范·西特德中尉。”西特德中尉是负责看管曼德拉及其5名同志的人。他负责监督探视者，但不去检查，只保证贝塞尔和曼德拉之间不要传送文件及其他东西。曼德拉继续说：“我仅仅认为：处死那些危害我们生命的告密者是正当的。”
贝塞尔本想请曼德拉在爱丁堡大学校长候选人的文件上签字，但是狱方不同意。尽管如此，曼德拉仍对爱丁堡大学部分师生提名他作为校长候选人一事表示高兴，他说：“我是一个政治家，我自然希望在竞选中获胜；但这是一个充满友好之情的表示，能否当选我确实不介意。”
贝塞尔报道说，曼德拉还以友善的语言谈论到监狱长芒罗准将：“芒罗准将已尽了他最大努力去解决我们的一些琐碎问题，可惜他的权力有限，关于我们6人中的每件事他都要请示比勒陀利亚。”曼德拉又谈到犯人们的通信受到干涉，例如他写给图图主教、祝贺后者荣获诺贝尔奖金的信件被扣留；他的一个难友收到一封被撕成碎片的信。但这种事不是芒罗准将干的，而是政府干的。他们和狱中的办事员相处也没有问题，无论是种族还是别的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