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宣传运动的一部分，种族隔离果然被披上一层伪装：土著事务部被称为“多元关系部”而后又改成“合作与发展部”。新部长皮特·库恩霍夫1979年6月在美国曾说，种族隔离“正在逐渐消失或已经死亡”。博塔总理很快予以严厉反驳，他声称他更喜欢用“好睦邻”而不是用“种族隔离”这样的词。
黑人发言人提出了他们的看法。珀西·科布扎（1977年当《世界》报被取缔时，他也被监禁）作为《星期日邮报》的编辑，是这样评论的——如果种族隔离已经死亡，则必须安排紧急葬礼，因为“尸体仍在，而且还散发着难闻的臭味”。恩塔托·莫特拉纳先生说他无法相信黑人的斗争会因为这种“信任骗局”而减弱。西方出版物的大字标题对南非政府毫无安慰之意南非的恶梦提前；南非时机已逝；比勒陀利亚无望得救；通行证制度和对南非黑人一如既往的剥夺。
政府的上述政策，目的是促进城市黑人分化成特权阶层和贫困阶层，其核心是把黑人贫民从被宣布为“白人区”的南非87%的土地上赶走，他们按契约充当短期劳工时除外。自从种族隔离实施以来，被强行安置在10个“黑人家园”的非洲人有200万。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比喻说他们“象一袋袋土豆那样被扔掉”。1979年，政府根据两项新法律，又要将数百万人赶出白人区。
白人妇女的黑绶带组织，16年来一直帮助深陷通行证法羁绊当中的非洲人，从前她们未曾感到如此愤怒，从未有过“大难临头”的意识。她们警告说，愤怒不会仅限于黑人家园，“人们不会坐视自己的子女饥饿而死，他们将留在城镇，而且当他们被从非法居住的地方赶走时，他们的怒气就会火上加油，对获准居住在城镇的非洲人不满，对那些作出许多允诺，但却从未兑现的人不满”。
黑绶带组织在自己的期刊中对工商界提出警告。它指出，在“总体战略”中，“政府与大企业公开结盟”，正在对成千上万的人带来灾难，结果只会引起黑白种族间的政治对抗，这种对抗愈来愈不可挽回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经济竞争。《兰德每日邮报》的编辑阿利斯特·斯帕克斯也提出同样的警告。在1979年9月他这样写道：“越来越多的黑人，特别是年轻的黑人，已开始将种族隔离制度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并将为推翻种族隔离制度而进行的斗争视为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
索韦托惨案后出现了4年的经济衰退。但随着黄金价格的飞涨，南非取得迅速发展，走向繁荣。黄金收入空前增长，超过1978年总额的40%以上，大大抵消了石油和武器价格的上涨。对偶尔来南非的白人观察家来说，这个国家看上去繁荣稳定。但是，在著名的南非英美公司里，40万黑人矿工的工资却越来越少，不及白人矿工收入的五分之一，并且在黄金价格上涨到每盎司400美元时，他们提出的圣诞节补助金的要求遭到了拒绝。曼德拉称金矿为“最可恶的剥削制度”。
从全国看，黑人失业者占四分之一，并继续在增长。这意味着等待就业的黑人工人接近200万，其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学校毕业生流入社会。而在白人那里，却有成千上万个工作空搁着，白人移民受到总统欢迎并称赞他们成为南非公民，保证他们及其后代享有“和平、幸福与繁荣”。
图图大主教评论说：“在1976年，愤怒来自人们的头脑。现在，它来自人们的胸膛，并且更加严重了。”
索韦托“教师行动委员会”主席说：“火药已备，就差火源。”
罗得西亚发生的事件一直为其以南地区的白人和黑人所关注。1979年，由于经济、外交上的压力，游击战争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由于前线国家和英联邦国家的支持，以及亨利·基辛格推动下南非政府的勉强合作，英国召集了兰开斯特大厦会议，会上冲突各方聚集一堂，并一致同意停火。经过7年的武装斗争，津巴布韦获得独立，罗伯特·穆加贝任总理。几年前还发誓说在他任期内不可能实现黑人多数统治的伊恩·史密斯现在却声称“和我们的敌人在一起生活和劳动，从来就不是一个难题”。
对南非来说，所面临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二在白人政府公开承认北方明显的基本事实之前，难道还要制造更多的生命和人类资源的可怕损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