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假日，纳尔逊旁听大酋长开庭审判小酋长们提交的案件。虽然南非政府已经把许多酋长降到在白人官僚机构领薪金的官员地位，可是大酋长达林戴波还保留有某些权力，并受到人民的爱戴。对于纳尔逊，这是一种扣人心弦的经验：起诉后被告人辩护，盘问证人，最后大酋长与顾问大臣们商议后作出判决。这个青年人梦想着日后成为一名律师，没意识到他是在被培养担任酋长。
30年代中期，在纳尔逊准备去希尔德敦一家卫理公会中学上学时，学生们心目中首要的事是政治而不再是考试：影响着整个南非人民的一场危机对开普地区的非洲人打击特别严重。
1854年后，东开普地区（包括特兰斯凯和西斯凯）某些有财产的非洲人名列共同的选举人名册。这是传教士们自由化影响的结果；他们传播西方教育，于是大量非洲人都受到教育；许多人在多种族学校上学。曼德拉的曾祖父恩古本格库卡也曾捐地给一所教会中学。非洲人受到鼓励，相信通过教育他们可以获得公民权利。但1867年在英国统治的金伯利发现金刚石，而1886年在德兰士瓦的布尔共和国又发现了金矿；这个国家一下子进入工业革命。随着欧洲资本和移民的拥入，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简直没有止境。于是因殖民者的入侵而失去土地的非洲人发现，自己的处境是被迫租税去矿上做工。黑人的无产阶级正在形成。为黑人保留的土地如特兰斯凯和西斯凯等，成了流动工人的贮储所。为废奴运动所激怒的布尔人（荷兰人、胡格诺派教徒和德国人的后裔）曾在19世纪30年代集体大迁徙，以摆脱英国人在开普地区的统治。此时他们又感到英国人侵略的新威胁，于是1899年爆发了所谓的布尔战争。
曼德拉开始学习这场冲突的历史，这时他知道了内战留下来的后果是多么悲惨。他也知道，不管这两个白人集团彼此多么敌对，一旦他们面临“土著人问题”，面临“黑人威胁”，他们就联合起来，如1910年时那样。那时英国人对非洲人领袖以及教会人员和自由派人士的广泛抗议不屑一顾，把南非黑人交给少数白人进行统治。对此提出警告的不乏其人。最令人感动的或许是作家和女权运动者奥利弗·施赖纳的警告。他预测到南非前途的多难：在这个国家里，白人“被眼前利益蒙蔽了眼睛”；他们夺去非洲人的土地并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迫使他们流落到我国各城市的郊区土著人住地、矿工住区和贫民窟，成为廉价的劳动力。”①
现在再看1936年。尽管在“全非洲人大会”领导下，非洲人的政治、社会、宗教和其他团体的联合反抗运动高涨，但是通往公民身份的大门最后被公然砰地一声关上了。开普敦的全白人议会以169票对11票通过将黑人选举人从共同名册上除名。于是居住在开普省的非洲人（整个南非仅有的有公民权的黑人），被剥夺了公民权。他们被列入另外的名册，只能对3名“土著人代表”（全是白人）和参议院的4个席位（全是白人）投票。他们还可以拥有一个“土著人代表委员会”和各种城市委员会，但这些都纯属咨询的机构。
在开普省，后来还实行通行证法，就象在德兰土瓦、纳塔尔和奥兰治自由邦那样。1910年以来制定了36项歧视有色人种的法律，这些法律都遭到所谓的非欧洲人居民的抗议。这些法律中最为人们痛恨的是通行证制度，它控制着非洲人的行动和日常生活。非洲人必须有通行证才能找工作，才能旅行，才能在宵禁以后外出①。查验时拿不出通行证就要被罚款或处以监禁。教士、律师、医生和其他非洲中产阶级的人只能部分豁免，因为他们必须携带证件证明他们的豁免权。对通行证制度愤怒憎恨的情绪，因警察行为的残暴更加火上添油。
赫尔佐格总理（一个阿非里卡人国民党员）在其旧日敌人史末资将军支持下，于1936年通过的各种“种族隔离”法案，被前高等法院院长詹姆斯·罗斯——英尼斯爵士称为有“道地的法西斯味道”。
非洲人的唯一安全来源——土地，也根据1913年“土著人土地法”被大量掠夺。这样，800万非洲人能够得到的土地只占12.7%，87%的土地留给200万白人。
全国范围的骚乱唤醒了学生。纳尔逊·曼德拉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主义意识在黑尔堡大学进一步受到激发，当时他正在那里读文学士学位。黑尔堡大学位于开普省东部的阿莉斯村，创办于1916年，有值得骄傲的历史。这里培育出许多未来的领袖人物，不但有南非的还有东非的和中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