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艾伯特·卢图利酋长去世。他在散步经过一座铁路桥时，被一列火车撞倒。许多人，包括他的家人，怀疑官方调查的结论，那是一次因他耳聋造成的事故。
在流放中，奥利弗·坦博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在坦桑尼亚他还会见了非洲统一组织、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等组织的代表，他们保证会全力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争取自由的斗争。沃斯特、史密斯和葡萄牙卡埃塔诺的“邪恶同盟”遇到了各国解放运动所组成的同盟。
在南非，政府通过了“恐怖主义法”，并在1969年5月12日凌晨2时开始第一次大逮捕。在曼德拉家里，泽妮和津姬正在度假：她们和母亲正睡着觉，警察砰砰地敲门，手电筒从窗户往里乱照。他们命令温妮穿好衣服。由于孩子们紧紧抓着她的裙子，恳求警察放开她，温妮还要求把她们送到她姐姐尼基韦·克萨巴那里，她就住在附近。她的要求被粗暴拒绝，她只好将孩子留在家里。仅仅两天前，她到一个专家那里就诊，诊断温妮有心脏病——保安警察也知道这个情况。第二天早晨孩子们去找她们的姨妈时，她们没有一点关于温妮的去向以及她健康状况的消息。在罗本岛，曼德拉不久就知晓她已被捕。
后来她知道遭到拘留的还有其他21人：4名妇女中有一个诗人和一个工会会员；17个男人中，有一人年已73岁。他们大部分都曾和温妮一起组织过对政治犯家属的帮助；警察派一个告密者打入这一群人里面。温妮和其他人被单独监禁，不准和外界接触。根据新法律，他们可以无限期被拘留。被拘留者当中，一人当夜死亡，另一人19天后死去。
最初温妮被关在一间小牢房里。她后来叙述说：
我得到的全部东西有一个能装大约5玻璃杯水的塑料瓶，1个便桶，3条毯子和1个西沙尔麻的垫席。约一周后，我被转移到“死刑囚犯”牢房：这个牢房一般关着将被处决的犯人。
我被捕后，通常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墙上的日历上作记号，以便掌握日期。我想，关在死刑囚犯牢房里的全部目的是要让人产生一种上西天的感觉，觉得你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监狱门旁有两个铁格子门，直到今天那一串牢房钥匙卡嗒卡嗒的响声还记忆犹新，那噪声是故意弄出来的，使你在静寂孤独的监狱生活中，感到他们在敲打你灵魂深处。他们从不关灯，使我没有时间观念，不知道是早晨还是晚上。我只能从盘里的食物辨别时间；那是难以下咽的食物。从咖啡和粥中我辩别出这是早晨。
3个白人女看守管送食物。她们往往拿起便桶，翻过盖子把那盘食物放在上面。所以我从来不吃。
不允准我出去，我就在牢房门前运动，起立、蹲下，起立、蹲下，做10到15分钟。我感到极难适应这种孤独。由于不和任何人交往，精神是如此受折磨，以至于我发现自己在和孩子们说话，好象她们在牢房里和我在一起。如果牢房里有一个蚂蚁，或有一只苍蝇，我也会认为自己这一天有伴了。
有一天，斯旺波尔这个家伙来到牢房门前，把圣经往我脸上一扔，挖苦地说：“给你，祷告吧，上帝能把你弄出牢房！”
所有这一切都为那不可避免而可怕的审讯做准备。它意味着要改变你的个性，要把你变成一个驯服的、不会作任何反抗的人，要对你采取恐怖手段。
被捕两星期后，在蛮横的斯旺波尔少校指挥下，开始了审讯。整整5天5夜不让温妮·曼德拉睡觉，一组一组的保安警察连续不断向她提问题。第3天，她伸出自己发紫的肿起来的手脚向他们提出抗议。她感到头晕，她的心脏在颤动。斯旺波尔奚落地说：“天哪，你要马上完蛋，也给我们留下一些遗产，千万不能把所有那些东西都带走。”
她可以听到隔壁房间打人的声音和审讯者的笑声。一些被拘留者则被迫昼夜赤脚站在砖上，直到他们被折磨得倒下，再强迫他们站起来。有的人被捆住手腕吊起来打。审讯者随心所欲进行各种各样的残暴殴打和侮辱。许多犯人死在酷刑下，其中有伊马姆·哈龙，一位被拘留的开普敦宗教领袖。
温妮后来说：“正是那段经历，使我认识到阿非里卡人害怕黑人的程度。也是那个时候我发现了自己以前从未有过的那种仇恨。”
经过5个月的单独监禁，这些犯人被带到比勒陀利亚古老的犹太教堂法庭受审。用轻机枪武装起来的警察列队集结在外面。他们根据“恐怖主义法”被拘留，现在他们却发现在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被指控：给非洲人国民大会输送人员，为破坏活动寻找目标，散发违禁文件和利用葬礼来推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治目的，以及和游击队有联系以及助长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敌对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