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曼德拉和其他允许探望的人也得到同样的警告，还命令他们不许谈监狱的情况。
丈夫和妻子终于又聚在一起，每人有二三名看守陪着，彼此只能透过小窗模糊地互相注视；通过看守控制的电话听对方讲话。以这种不自然的方式，他们尽情分享着彼此的生活。那时泽妮6岁，津姬4岁半，他们谈论女儿的发展和需要。津姬刚刚去幼儿园，但她不愿待在那里，她要象姐姐一样去上“正式”学校，曼德拉同意了温妮的意见，说她可以这样做。看守喊了一声“时间到了！”半小时的会见便突然结束了。
这几名妇女在出口处徘徊，以便瞥一眼自己的亲人被押回牢房。阿伯蒂娜·西苏鲁不禁惊叫“哎呀，我们亲人变得越来越小啦！”又说，“但是他们的神情是多么坚强。”随后这几名妇女被押走，回到渡口，回到大陆，然后再长途旅行回家。在那些少有的探视中，温妮还能见到曼德拉的长子滕比，他住在开普敦，偶尔获准探望父亲。
在奥兰多家里，温妮告诉孩子们关于她们父亲的情况。泽妮所能记得最后见到父亲的场合，是人群和司法大厦外面的小汽车。随着日益严格的禁令限制，她们的母亲不能陪她们上学。温妮描述了禁止她进入学校和在奥兰多之外禁止她访问任何非洲人居住地区及对她生活的影响：
我在那里从没有象一个母亲那样拉着幼小的女儿的手，把她们送进学校，将她们介绍给她们的教师，这本来是每一个母亲在孩子开始上学时的权利。每一个母亲都非常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从没有进入过我的孩子上过学的任何一个学校，我也从未见到过我的孩子的任何教师。因为我不能那样做，那将意味着违犯对我的禁令。
孩子们很小时我就将她们放在寄宿学校，起初在斯威士兰一个罗马天主教会学校。有讽刺意义的是，学校名字叫“忧伤圣母”。所以实际上她们只好自己照顾自己。
当滕比到约翰内斯堡时，他帮助照顾孩子们。她们非常喜欢他，后来开始认识到他是多么酷似她们的父亲。泽妮常常回忆那些年母亲唱着科萨摇篮曲的情形。
禁令也停止了温妮在儿童福利部的工作。警察对雇主们的威胁增加了她谋生的困难：从城里一家家具店到一家干洗店，然后又去修鞋店。
她从一个腼腆的姑娘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少妇，她有一种象她丈夫的意气风发的活力。孤独和各种负担已经令人难以忍受，而孤独又加重了她对人轻信的弱点。几年后，两个她认为值得信赖的朋友都是警察的告密者。当保安警察散布她本人是一个告密者的谣言时，她极为痛苦，受到一些政治上朋友的排斥。当局总会让在罗本岛的曼德拉听到这种闲言碎语；可是他设法捎出口信，要求在这样困难的时期帮助他的妻子。
政府还不满足于这种卑鄙的迫害形式，强化了对温妮的禁令：1966年她又被禁止书写或发表任何东西。1967年两次被捕，被指控触犯了这样那样的禁令。在警察局牢房里拘留了4夜之后，她又被判处14个月的缓期徒刑。
多年后她这样说那些折磨人的日子对家庭的影响：
就南非的黑人妇女来说，每个黑人的家就是一个政治场所。黑人妇女发现自己必须向孩子们解释社会上发生的事。津妮大约6岁的时候，她问我一些每一个做母亲的都会面临的问题。她在外面玩着，突然跑进家里说：“妈妈，你是说爸爸在监狱里是因为他为黑人而斗争吗？”我说：“是的。”她又问：“可是小朋友们的爸爸在家里呐。为什么我的爸爸在牢里，而隔壁的爸爸不在？”在小小的年纪里就碰上这样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关于警察、国家，隔壁爸爸的立场。觉悟是发自内心的。黑人生活没有一丝一毫不受到种族隔离法的影响，这些法律是如此蛮横，以至涉及到小小的孩子；他们所知道的生活就是如此。在我们的病态社会里，如果一个黑人没有坐过牢，你就会对他打量两遍。这意味着那个人有问题。一切价值观全被扭曲了。年复一年，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一直在做苦役。不挖石灰石或不砸石头时，他们就得修路。一次他身体不舒服举不动沉重的大石头扔卡车上。总监狱长正和狱长一起视察，看到了曼德拉没执行命令。他被控诉为偷懒和不服从合法的指挥，受到罗本岛司法官的审讯，被判罚6天的单独监禁，吃节约餐。单独监禁的牢房冰冷，而节约餐就是煮过米的汤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