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自身的经历，从他作为律师和政治领导人中所见到的一切，曼德拉明确指出了非洲人民在宣称代表欧洲基督教文明的政府的统治下，所遭受的苦难和他们的愿望：
“通行证法”，是非洲人最为痛恨的立法之一。它使任何一个非洲人都随时受警察的监查。我怀疑，在南非是否有一个非洲人男子不曾因为通行证而与警察有过接触。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因为“通行证法”而被关进监狱。更糟糕的是“通行证法”使丈夫和妻子不能生活在一起，而导致家庭生活的破裂。
这种家庭生活破裂和赤贫导致社会生活的严重破坏和黑人城镇所独有的种种暴力事件。监禁和死刑也没有能医治这种脓疮。
非洲人想得到足以糊口的工资。非洲人希望从事他们能做的工作，而不是做政府认为他们应做的工作。非洲人期望他们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居住，而非被强迫离开不是我们出生的地区。非洲人希望在他们工作的地方能拥有土地，而不是被迫住在租来的永远也不会是他们自己的房子里。非洲人希望能成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被限制在他们所居住的黑人区。非洲男人希望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住在他工作的地区，而不是被迫在男人单身宿舍过着不符合人之常情的生活。非洲妇女希望和她们的男人在一起，而不是长期在保留地寡居。非洲人希望在晚上11点钟以后可以出门，而不是象孩子那样被禁闭在家里。非洲人要求能在自己的国内旅行，在他们愿意的地方工作，而不是到劳工局所指定的地方去。非洲人要求在整个南非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他们要求在社会中有安全感和社会地位。
最重要的，我们要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因为没有它，我们永远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我知道，在这个国家这些话在白人听起来很革命。因为选民的大多数是非洲人，这使白人害怕民主。但是，不能允许这种恐惧阻止这唯一的解决办法，因为它能保证种族和睦和所有人的自由。不能认为给所有的人选举权就导致种族统治。以肤色为基础的政治分裂完全是人为的，它消失了，一个种族统治另一个种族的现象也就不复存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种族主义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争。它成功后不会改变这个政策。
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正在进行着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真正民族性斗争，它是非洲人民的斗争，是因他们自己的苦难、自己的遭遇所激起的斗争。这也是为生存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曼德拉讲到这儿停下来。法庭非常安静。他抬起头看着法官，当他重新说话时，声音低沉：
我在一生中，已经把自己奉献给非洲人民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我与白人统治进行斗争，也反对黑人专制。我珍爱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在那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和睦相处，有平等的权利。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奋斗，并去实现它。但是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而献身。
他坐下。旁听席传出深深的叹息声。接着又是一片沉寂。然后法官对布拉姆·费舍尔说：“你可以叫你的下一个证人。”
曼德拉说了4个多小时。现在是第二被告沃尔特·西苏鲁。作为辩护的主要证人，他要反击原告长时间的进攻。然而一旦掂量出尤塔的分量，西苏鲁就忘记了自己是处在被告席上。他有11年没在公共场合露面了，现在他却要控制这个讲坛。他和戈文·姆贝基的任务是讲清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之矛的不同。姆贝基、卡塔拉答和伯恩斯坦讲他们长期忠于共产党。所有的被告都坚决否认制定过游击战计划。
尤塔博士准备代表政府作最后发言。他把几大厚本交给法官，然后开始从第一本讲起。他再一次宣称游击战争不仅获得了同意，而且确定了开始日期。法官打断他，要求他承认，他没有提供证据来推翻辩护人所坚持的没有进行游击战的决定。尤塔放弃了，“如果阁下愿意这样认为的话”。尤塔的发言持续四天，既不试图作分析，也不对证据进行评价。
他最后说：“证据清楚地表明，没有警察的行动，南非今天就会卷入了一场血腥的、野蛮的内战。公众应该给予警察很大的感谢。”
辩护人提出实质性的法律争论。布拉姆·费舍尔使德·韦特法官确认没有就游击战争作出决议或确定具体时间。
曼德拉和另外6个人对有些指控给予承认，卡塔拉答，伯恩斯坦和姆拉巴则否认了所有指控。这就面临着两个问题，对否认所有指控的怎样判决？对承认有些指控的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会不会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