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从与马克思主义者交谈中，我得到的印象是，共产党人认为西方议会制度是不民主的、反动的，但是，与此相反，我却赞赏这个制度。
《大宪章》、《民权法典》，是全世界民主主义者所心仪的文件。他补充说，他非常欣赏英国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以及美国的国会和独立的司法制度。他的思想受到西东方两方面的影响，他希望在寻找政治解决方案时完全客观。
曼德拉接着又转到共产主义问题。他对展出的三份他的手稿作了说明：他的一位老朋友，既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也是共产党员，这个朋友曾劝他加入共产党。他却予以拒绝，并批评共产主义的著作立场不鲜明并且充满难懂的术语。他的朋友让他把想法重新写一份材料。曼德拉告诉法庭，“我同意了，但是我没能做完这件事……直到这次审判展示这份未完成的手稿，我没有再见到它。”
曼德拉接着谈到来自国外的资金援助，这些钱用来补足他们在国内的筹款。在叛国罪审判时，这类援助来自西方国家的同情者和组织，当时他们并没有感到有必要寻求其他资金来源。但是在民族之矛成立后，考虑到资金的缺乏会影响到他们的活动规模，于是他提出从非洲国家募集资金。在与非洲国家的政治运动领导人交谈时，他发现他们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接受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的援助。一些著名的非共产党、甚至反共的非洲国家，也接受同样的援助。回南非后，他向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建议，他们不应仅限于到非洲和西方国家寻求帮助，也应设法从社会主义国家筹集资金。
政府曾提到民族之矛的成立是受共产党的启示，共产党则企图利用“假想的苦难推动非洲人民参加军队，这表面上是为非洲人的自由而战，实际上却企图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曼德拉声明：
没有比这离真理更远了。这种说法实际上十分荒谬。民族之矛是非洲人建立的，是为了在他们自己土地上取得自由而战斗。共产党人和其他人都支持这个运动，我们唯一的期望是社会上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当中。
我们的斗争是反对真正的、而非假想的苦难，或者象政府原告所说的“所谓的苦难”。我们的斗争主要是反对标志着南非非洲人生活的两种明显特征——贫困和没有人之尊严。这两个特征由法律得到确认，是我们努力消除的东西。我们并不需要共产党人或者所谓的“煽动者”教给我们这些。
南非是非洲最富的国家，也能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但这里的差别极大。白人可能享有的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而非洲人则生活于贫困和痛苦中。40%的非洲人生活在拥挤不堪的“保留地”，有些地区干旱严重。那里的土壤侵蚀和过度耕作，使非洲人不可能只以土地为生。30%的非洲人是劳工、佃农或在白人农场里作雇工，过着类似于中世纪奴隶的生活。其他30%的人住在城镇，在那里他们所形成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上的习惯，使他们在很多方面离白人更近。但是绝大多数非洲人，甚至这一部分人，仍因收入微薄和物价极高而陷于赤贫中。
他引用了约翰内斯堡这个最繁荣地区，一般非洲人家庭中46%的家庭入不敷出。伴随着贫困的是营养不佳和疾病盛行。南非是世界上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非洲人抱怨的不仅是贫困。白人制定法律却是为了保持这种状况。“因摆脱贫困有两条路。第一通过正规教育；第二工人在工作中提高技术以提高工资。就非洲人而言，这两条道路都通过立法被有意识地剥夺了。”
他列举了1960——1961年白人和黑人教育经费开支的数字，说一个白人孩子的教育费用等于黑人孩子的12倍，而同时班图教育制度对非洲人的限制使他们的教育更为低劣。由于就业的肤色限制，所有好工作都给白人留着，黑人工会不被承认，黑人的罢工不被准许。曼德拉继续说：
造成非洲人没有人之尊严的直接原因是白人至上的政策。白人至上就意味着黑人低下。种种为保护白人特权的立法使这种观念更为牢固。在南非，卑下的工作总由非洲人干。每当要搬什么，要打扫什么，白人就要找一个非洲人来干，不管这个非洲人是否受雇于他。因为这种态度，白人往往把非洲人看作异类。他们没有把非洲人看成是有自己的家庭的人，不认为他们也有感情——他们也象白人一样相爱，他们也想和白人一样和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一起，他们也努力挣足够的钱使他们的家庭能愉快地生活，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哪一个“家庭仆人”、“庭园仆人”或劳工没有这样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