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里斯利夫农场，“民族之矛”的谋士和他们的非国大的顾问能高效率地工作。与过去政策不同的一个主要变化是民族之矛计划接收所有种族的人，尽管它的主要干部都是非洲人。在极端孤立的环境下，患难与共产生了深厚的同志感情。他们在制定计划时激动不已。
可能采取的暴力形式有四种：破坏活动、游击战、恐怖活动和公开革命。他们决定采取破坏战略，这是与他们的政治背景相一致的符合逻辑的选择。曼德拉后来强调说，“进行破坏不会丧失生命”，“破坏战略给未来的种族关系带来了希望”。痛苦将保持在最低限度，如果这项政策奏效，民主政府将变成现实。
之所以作出限制暴力的决定，还由于白人与黑人走向内战的警钟已经敲响。如果消除布尔人与英国人战争的伤痕需要半个多世纪的话，那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消除种族之间内战的伤痕呢？
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南非依靠外国资本和贸易，他们希望“有计划地破坏发电厂、干扰铁路和电话通讯”将“吓跑外资”，并“使工业区的货物更难于按时抵达海港”。从长远考虑，国家经济生活所承受的沉重负担一定会迫使选民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
曼德拉在总结中说“民族之矛要进行破坏，但它从一开始就严格指示其成员不得以任何理由伤人或杀人”。他领导全国最高指挥部，该部制定战术和目标，并负责训练和财务。另外，还建立了领导地区破坏小组的地区指挥部。
他们面临着极大的困难。面对庞大而实力雄厚的警察力量，他们必须使整个组织齐心协力，建立起大体与民族之矛计划设想一致的行动小组。每个人应该知道多少情况？如何才能确保机密？以往非洲人一直开展公开斗争，有些人往往把保守机密视为胆小。对非洲人来说，往来于各地总是很困难，电话又被窃听，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相距数百英里的各个中心之间进行联系呢？即使他们化了装，也有根据通行证法被任意拘留的危险。
经过半个世纪的公开斗争、搜捕和关押，警察已经给多数政治活跃分子（即使不是全体）建起令人生畏的档案。黑人警察几乎与白人警察一样多，全国到处都有告密的人。一个告密者可得130英镑赏金，“先报者重赏”，那也就不足为怪了。
至于对实际目标的破坏，重要设施都把守得很严。再者个人还要冒极大的风险，并且有被判处死刑的可能。
伊丽莎白港长期以来一直是最富于战斗性的地区。在新布赖顿很快建立了21个行动小组，在夸扎克里镇建立了33个。那里的保安警察仍对蔑视运动期间黑人的反抗感到恼火，他们不仅将采取各种行动打击破坏者，而且也不会放过任何小规模的政治活动。
与此同时，曼德拉的地下活动起到了鼓舞人民的作用，密布的警察网还没有抓住他。但是他继续冒险简直是蛮干。11月份，他巡视纳塔尔和开普敦时险些出事：他穿戴着司机的外套和帽子，在约翰内斯堡街头等车，预定接他的车没能按时赶到，突然他看到一位黑人保安警察向他走过来，当那位警察盯着他的眼睛认出他来，他想这下全完了；然而警察并没有停下来，从他身边走过，边走边使眼色，以非国大的方式拇指向上向他致敬。
1961年12月标志着一段历史的结束与新时期的开始：当艾伯特·卢图利酋长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非国大非暴力的漫长历史得到了承认。卢图利坚持说，“功劳并不是我的，它属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我继承的政策有50年历史，我很乐意执行。”相隔不到一个星期，12月16日“英雄节”，按惯例非国大召开年会，这天“民族之矛”发动攻击。破坏者们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德班对象征性目标进行爆炸和破坏。有一位破坏者被炸死。
传单宣布：“民族之矛”将以新的方式继续进行斗争。宣言继续写道：
我们——“民族之矛”一直寻求通过不流血、不发生民众冲突而取得解放，就象解放运动一直在做的那样。即使到现在，我们仍然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唤醒每一个人，使人们认识到国民党的政策正在引向灾难。我们希望政府和它的支持者们恢复理智，现在还为时不晚，在事情尚未发展到爆发内战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之前，就更换政府并改变其政策……每个民族都会面临只剩两种选择的时刻，屈服或战斗。现在南非正面临这种选择。我们不屈服，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尽我们的一切力量进行反击，以保卫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