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后来说道，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受到的自由就是摆脱掉了“白人压迫，愚蠢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警察的骚扰，羞辱和无礼”。他补充说，“在所到之处，我都被当作人来看待。”他和坦博乘飞机到伦敦，在那里见到了工党及自由党领袖休·盖茨克尔和乔·格雷蒙德。他强调南非斗争的目标很多，他选择了武装斗争，但尊重卢图利致力于非暴力。每一个反对种族隔离的人都必须在他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内进行斗争。1962年6月17日是星期日，他休息了一天，游览了威斯敏斯特教堂。
然后他回到非洲。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陆军总司令布迈丁上校（后为总统）邀请他视察部队。正如曼德拉讲的，我看到“阿尔及利亚青年的精英，他们曾与法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以他们的勇敢换来了他们国家的自由和幸福”。在阿尔及利亚，他选修了爆破、使用武器和迫击炮等课程，并在陆军最高指挥部听讲座。他想在一旦需要时，能够而且已经准备好与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战斗。
回到东非，他会见了未来的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尼雷尔，未来的赞比亚总统肯尼思·卡翁达和肯尼亚反对派领袖奥金加·奥廷加。所到之处他都受到盛情款待，并得到了给予支持的保证，尽管他也碰到了对非国大与白人和印度人结盟的敌视，他感到敌视是因为不了解南非的特殊情况和由于没有看到非洲人的领导作用而产生的。
他看到，黑人和白人在旅馆、电影院和住宅区都和睦相处，他们乘坐同一辆公共汽车，而这些在南非是不可想象的。
回国的时候到了。在动身前，他见到了第一批招募的战士。他们是从南非偷渡出来到埃塞俄比亚接受军事训练的。曼德拉越境时很危险但没有出事，他又回到南非。一位印度人朋友把车停在漆黑的乡村路旁，等着曼德拉，一夜驱车几乎没有说话，取道偏僻的公路，最后到达约翰内斯堡。曼德拉住在一位不明他身份的人家里，对面是警察局，他的同志认为这是最安全的地方。他急于汇报，急于与温妮在一起，他日夜兼程。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他能够从国外给温妮写信，现在两人又可以在朋友家相会了，然而见面的时间太短暂。
在约翰内斯堡，他向“民族之矛”全国最高指挥部报告了出访情况。有些同事认为培训新兵条件尚未成熟，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大家同意可以按这个计划执行，因为建立一支以受训战士为核心、足以开展游击战的队伍需要花费多年的时间。他所经历的一切仍然令他振奋，他去纳塔尔，为德班地区指挥部做报告。剧场指挥塞西尔·威廉斯准备了一辆车，供他自由支配。他们乘车去的时候，曼德拉扮作司机，威廉斯坐车。
曼德拉会见“民族之矛”之后，与他的一位老朋友M·B·英瓦联系，此人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纳塔尔省负责人之一。这位朋友见到一个自称“大卫”的高个儿司机让他带路去见“酋长”时，简直又惊又喜。卢图利酋长德高望重，深受人们的爱戴。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的同志们为他坚持要见卢图利很担心，但在他固执地坚持的情况下也就让步了。他说：“出去之前我答应过酋长去看他，因此我必须去。”车向北经甘蔗种植园去斯坦格村，一路上曼德拉讲着他旅行的故事。英瓦很高兴，第二天星期六，在一位朋友家里卢图利来到他们中间。
英瓦回忆说，卢图利和曼德拉拥抱，就象领袖与司令员见面一样，两人对再次重逢分外高兴。曼德拉坦率而详细地介绍了他的旅程情况。他谈到许多非洲领导人对非国大与白人和印度人结盟表示忧虑，实际上有些人是共产主义者。正如英瓦回忆那次谈话一样，卢图利在坚持非国大立场上比曼德拉更坚定：人们必须理解这是经过一段时间最后形成的、经大会确定的非国大政策。
卢图利还提了一个长期困扰他的问题：关于1961年12月“民族之矛”宣布终止其非暴力政策的问题。卢图利了解曼德拉的作用，他对没有与他和非国大“基层组织”商量提出批评，他认为他们的名誉受到了损害。曼德拉对此表示歉意，但他说他认为从战术上讲这一行动是正确的。此外，他们是想保护卢图利和非国大，使他们免于卷入政策的急剧变化之中。
分手时，他们为未来互致热情美好的祝愿。下午晚些时候，英瓦驾车将曼德拉送回德班，他一路上并非没有紧张感，担心他的乘客在行驶速度缓慢的城市里被人认出来。安全抵达后曼德拉请英瓦帮个忙：带他见一下温妮在结核病所当护士的姐姐。在这次简短的会面后，英瓦把车开到德班的街上，曼德拉与他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