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同志们一起分析这次罢工的得失。他们认识到，失败的原因之一是领导人缺乏地下斗争的经验。非国大被取缔仅仅14个月，它仍然在整顿组织，对习惯于公开活动的干部们进行训练。你既要从事秘密活动，又声明你实际上是在秘密活动——那将导致被捕，怎么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他考虑过人们对非国大时常提出的一个批评：这次罢工没有涉及到面包黄油。他不同意这个看法。要求召开国民大会毕竟是指“一人一票，这是关系到我们前途的关键”。然后他又回到非暴力问题上：“全国上下不断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当我们面对的政府采取野蛮行径给非洲人带来无数痛苦和灾难时，继续呼吁和平与非暴力，在政治上是否正确？”
他在心里回答了这个问题。在1961年6月26日“自由节”这一天，他发表了一项声明，提出了新的斗争方式。当时，他能具体说明的只有“不合作”。非洲人民将要求国外的千百万朋友利用外交、经济及其他种种方式抵制与南非的来往，并进一步孤立南非政府。他自己将继续从事地下斗争。
他向他的人民保证：“我将与你们肩并肩地和政府进行斗争，”“直到取得胜利。你们准备做什么？是加入到我们的行列，还是与政府合作，帮助它来压制你们同胞的要求和愿望……或是在关系到我的同胞、我们的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保持沉默和中立？就我自己来说，我已作出抉择。我不离开南非，也绝不投降。”
南非历史上的新纪元将要开始。
第九章破坏战略
1961-1962年
被取缔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经讨论后，交给纳尔逊·曼德拉领导的一个小组去完成组建“民族之矛”①的任务。
作出诉诸于暴力的决定是很困难的，有人对它的效力或时机持保留态度。曼德拉本人坚决主张有必要改变政策，他自己20年来曾严守非暴力的原则，但是这种斗争并未奏效。很明显，既然非暴力抗议遭到屠杀和镇压，那么采用暴力手段将会受到更大的摧毁性的压力。
作为群众性政治组织非国大，奉行明确的非暴力政策，它不搞暴力行动。但现在它已不再排斥这种行动，只要暴力能得到“适当的控制”。西苏鲁将留在非国大内，曼德拉则领导“民族之矛”。经严格挑选的少数人（非国大成员和共产党员）开始组织起来。
从冬季到春季一直都在制定计划。曼德拉十分想念温妮和他的女儿们。令同志们惊奇的是，他会从不同的隐匿处溜出来去见她的妻子。温妮在约翰内斯堡儿童福利会工作，经常探访郊区城镇的孩子，并出席少年法庭。曼德拉的乔装打扮虽不很地道却已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他曾装扮过擦窗户的清洁工、听差和司机。一次温妮的汽车有了毛病，她在办公室接到口信，让她把车开到指定的地方，在那里一位穿一身蓝工作服的高个男子上了她的车，请她从驾驶座位上让开，他驾车将温妮带到一个停车场，在那儿给她买了辆新车，然后又开车把她送回市中心。他把车停在站牌边，说声再见，走下车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起初温妮居然没有认出他来。
当曼德拉在白人中产阶级居住区的一间公寓里小住时，房间的主人沃尔菲·科迪什发现曼德拉潜心研究关于战争的书：有毛泽东、格瓦拉、科德尔·哈特的著作，还有里茨的《突击队》，读得最多的是克劳塞维茨，他在读经典著作时精力特别集中，许多章节下面都画着杠。问题出现了：如何向房主雇的打扫房间的祖鲁人解释，一个黑人作为这套公寓的客人一直住在这里，白天从不出门？他们商定让科迪什告诉打扫房间的人，“大卫”是一位准备出国的学生，在一切安排妥当之前在公寓里准备功课。科迪什离家上班，中午回家吃饭时，发现曼德拉正与那个祖鲁人在一起谈笑风生。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发现曼德拉很容易和佣人相处了，因为在另一家，厨师也非常喜欢为这位“大卫”跑腿。科迪什早上5点醒来，发现这位神秘的客人身穿田径服正在房间里原地跑步。当曼德拉不能到外面慢跑时，他每天早晨在室内锻炼2小时。
10月份之后，曼德拉过上了一点家庭生活。一个名为利里斯利夫的小农场出租给了“民族之矛”。这个农场位于约翰内斯堡郊区的利沃尼亚，在附设的住房中有一套房间很适合这位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居住，在此之前他只能化装后才敢外出。温妮带着泽妮和津姬换乘几次车到那里，温妮数月来第一次亲手为纳尔逊做饭，曼德拉同孩子们一起在花园里散步。泽妮离去时带着这样的梦想：父亲住的这所凌乱的房子是他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