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狱里，曼德拉和其他领导人开始制订新的斗争方式。他后来透露说：“我和同事们经过仔细的考虑，决定不听从禁止非国大活动的禁令。”非国大将根据M——计划M——计划即曼德拉关于基层组织建设计划。采取新行动，要整顿组织，使其转入地下。他们成立了“看守委员会”。“我们相信，保存这个组织是我们的职责，因为它是经过近50年的不懈努力而建设起来的。”
8月底，政府取消了紧急状态，释放了被拘留者。全国各地很快又出现了非国大的口号和传单。曼德拉原可以回家探望亲人，但由于被告辩护律师要为审判案最后几个阶段作准备，他时常在比勒陀利亚和被告商谈到深夜。他的妻子描述了在这种不正常的生活条件下，他为什么常常顾不上吃饭。他刚要出发，电话铃响了，有人要他去警察局保释某人，或要他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当时，温妮已经怀孕。曼德拉多年后在罗本岛监狱里回忆说，温妮的忍耐精神很强，她“每天对他说爱恋不舍的话”，她对“许多令人恼怒的事”总“视而不见”，“要是换成另一个女人，这些事足以使她万念俱灰”。他为自己不能帮温妮而感到内疚。他说：“当时唯一让我自慰的是，我生活中几乎连思考的时间也没有。”
在圣诞节休庭期间，他得以回家与亲人团聚。马克加图在特兰斯凯患病，曼德拉不顾警方对他的禁令，火速赶去探望孩子。此时他第二个女儿津姬娃出世了，他又立即回到约翰内斯堡，在一家医院的“非欧洲人”住院部找到了母女二人，她们显然没有得到妥当的照顾。他很生气，把温妮和孩子从医院接回家，以便使母女二人得到妥善安排。他们一家人在一起正常的生活时间实在太短了。
在叛国罪审判案中，Z·K·马修斯教授代表被告最后一个出庭作证。律师提问时说，政府声称大部分“非欧洲人”“在非法的煽动下”很可能作出“更迅速、更不负责和更激烈”的行为，“而不象文明程度较高的少数人。”
“我对使用文明程度较高这个词有怀疑，”教授回答说，“我不知道使用‘较高’一词是指什么……但我个人的印象是，一些所谓更文明的集团——因为非洲人在这个国家是被支配者——却会作出更激烈的反应。”
当局还指控被告有时“故意制造爆炸性局势”，马修斯对此反驳说，爆炸性局势是由当局一手造成的，“可以说”，这个局势“自从1910年南非建立后就一直存在。”
在回答一位法官的询问时，马修斯承认非国大争取普选权的目标是结束白人至上。他还说，人们认识到白人至上主义者不会轻易进行让步，但他们对政治和经济压力也不会无动于衷。迄今为止，非国大的运动规模既不够大，持续的时间也不够长。但是如果非国大力量更强大，白人至上主义者就会被迫谈判。
他还说，非国大感到乐观。“我们持乐观的态度是因为当前这个政府并不是政治斗争史上唯一残酷无情的政府。”其它政府对其压制下的臣民毫不让步的态度也很坚决，而且后来的行动也确实如此。他提到在印度的英国人，并指出“政府通常在压力下才会有所行动”。
经过四年多的时间，叛国罪审判接近终结。当局在1961年3月结束了争论。被告一方开始了他们的辩护。他们否认策划一场“带有敌意的阴谋”，并驳斥当局所说的在投票箱和叛国行为之间没有中间道路的观点。辩护还有几周才能结束，突然，资历最老的法官宣布休庭一周，具有英国王室法律顾问身份的布拉姆·费舍尔律师被迫中断辩护。这是否意味着法庭已确信被告确实有罪？
温妮·曼德拉叙述了那天晚些时候，她丈夫与西苏鲁、诺克韦及另一被告乔·莫迪塞突然出现在家门口的情景。
他们都站在车库外的车道上。曼德拉让一个孩子来叫我。我来到他面前，他只简单地对我说：“亲爱的，帮我把衣服和梳洗用具装在箱子里。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你别着急，我的朋友们会照顾你。他们会随时把我的消息告诉你。好好照顾孩子。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你有力量和勇气这样做，我知道你现在就有能力这样做。”
我赶紧收拾好他的衣服。我眼里噙着泪水，但是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短短几个月里已经习惯了不向他提任何问题。在我们分别之前，我只祝愿他一切平安，并请求非洲之神保佑他，请求他有空回来看看我和孩子，只要几分钟。我提醒他履行自己的义务，为此他训斥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