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对即将来临的危险生活和极大痛苦没有察觉，她只注意到近几周他似乎在考虑一项重大计划。有几次她跟他说话，他都没有听到。她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什么也没有。但是他预付了6个月的房租，这很不寻常。直到她从报纸上看到他已到了数百英里以外纳塔尔省的彼得马里茨堡，她才知道他的禁令已经到期，当局对他还没有采取新的限制。
3月29日，曼德拉回到比勒陀利亚，和其他被告一起听候宣判。公众席和记者席上坐满了人。法庭内气氛紧张，高级法官贾斯蒂斯·朗夫宣布“调查结果”：
非国大及其盟友一直致力于“用一种激进和根本不同的体制”来取代现政府；
《行动纲领》“主张使用非法手段”，蔑视运动中也使用了非法手段；
某些领导人在某些场合发表过煽动暴力的演说，但是当局没有证据证明非国大奉行暴力政策；
非国大经常采取“反帝国主义、反西方和亲苏联”的态度，表现出强烈的左翼倾向，但当局无法证明非国大是共产主义组织，也不能证明《自由宪章》勾画出的是共产主义体制的轮廓。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南非共产党员在被禁后还渗透到非国大内部并担任执委会领导人。非国大既允许共产党人也允许反共分子自由加入本组织，只要他们赞同该组织的政策。南非共产党在宣布解散之前，非国大执委会个别领导人已经是该党成员。
九年前，蔑视运动领导人在法庭受审时，曼德拉和西苏鲁面对的是朗夫法官。这次，仍然是这位法官要求他们和其他被告起立。他说：“法庭宣判你们无罪，现予以释放，”“你们可以走了。”
他们带着胜利的喜悦走出法庭，同时也把他们的首席辩护律师梅塞尔和费舍尔高高举过肩头。迎接他们的群众欢呼雀跃，载歌载舞，有的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一起高唱《上帝赐福非洲》。
第八章能继续呼吁和平吗？
1961年
南非政府确信，非洲人的抗议斗争已因非国大和伐非大会的被取缔和紧急状态下的大搜捕而被镇压下去。但是在叛国罪审判案对被告的限制结束之前，曼德拉、西苏鲁和狱中的其他领导人已在一起拟定了新的计划。根据卢图利的批准以及根据该案件被告将被宣判无罪的推测，曼德拉被推选出来在危难之际承担领导责任。
他十分清楚其中的含义：其他组织者为了免遭警察迫害，身份一直保密。只有他在党转入地下后，必要时还得公开露面组织群众活动。他必须牺牲家庭生活（本来就没多少），还要放弃律师职业。正如他1962年对法庭所说的那样：他不得不过一种长期被警察跟踪的生活，不能与亲人团聚，随时可能被拘留逮捕。他说这比坐牢还要难受。一个理智正常的人绝不会选择这种生活。“但是，这样的时刻有时会到来，就象我的生活已遇到的那样，一个人被剥夺了过正常生活的权利，他只能过着被放逐的生活，因为政府决定用法律把非法状态强加给他。”他强调说，没有妻子的激励、支持和鼓舞，他根本不能象现在这样行动。
当他对温妮说完那些令人悲痛的话——“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后，便驱车前往彼得马里茨堡。大部分来自祖鲁兰和庞多兰地区、代表着政治、宗教、体育和文化组织的1400名代表聚集一堂，在1961年3月25日召开了“全非洲人大会”。
正如一位代表所说，曼德拉在被迫沉默10年后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令人“十分振奋”。代表们不分昼夜地讨论政府政策所导致的严峻政治形势。有一位代表特别使曼德拉感动。他曾反对班图地方政府，他发现当决定的时刻到来时，人民被其信赖的他方政府领导人抛弃了。他说，在这次大会上他感到精神振奋，信心十足：“我们最后一定会胜利。”曼德拉从他身上感觉到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
大会要求“国民大会的代表由选举产生，他们必须是成年人，不受性别、种族、肤色、信仰或其他条件的限制，”国民大会必须有“最高权力”，以便为南非“制定一部民主的、非种族主义的新宪法”。这个要求第一次提来是在8年前。8年来，当局实行的压制不断增强。
大会选举了以曼德拉为首的“全国行动委员会”，负责向政府转达上述要求。如果政府不召集国民大会，全国就举行示威活动——待在家里3天，日期定在5月底，恰好在白人南非共和国宣布成立的日子。曼德拉离开大会向卢图利汇报，然后又回到比勒陀利亚听取最后判决。从唯一一部有关判决的电影上可以看到，他身穿深色西服，身材魁梧，精神抖擞。离开法庭后，他转入地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