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审判还在进行中。曼德拉给温妮打电话，请她吃午饭。刚20岁出头的温妮十分敬畏这位有崇高威望的人和他的朋友们，但她接受了邀请。这是一个星期日，曼德拉放下手中的律师工作，带她到一家普通的印度餐馆吃饭。他满怀柔情，开心地看着温妮第一次尝到热辣辣的咖喱时那副不自在的样子。就是在吃午饭时，他也躲不过那些向他请教或打招呼的人。尽管他的一些同志觉得他孤傲，但他却非常平易近人，毫不吝惜地给别人以时间和知识。
他和温妮驱车到一片开阔的田野里散步。温妮记得那次谈话是请她帮助叛国罪审判辩护基金会募捐。或许是广阔的南非草原和空旷的天空，唤醒了他们对少年时代的回忆。曼德拉和温妮少儿时代都放过牛、羊，热爱特兰斯凯的土地。温妮的父亲哥伦布·马迪基泽拉曾担任过学校校长。温妮9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温妮在去寄宿学校读书前一直照顾弟妹。她的名字诺姆扎莫的意思是“经受考验、勇于奋斗的人”，那时候名副其实，此后也一直名副其实。
以后随之而来的称不上是谈情说爱。“如果你想寻找浪漫，你不会找到，”温妮这样描述他们数月后友谊的发展。有时曼德拉的朋友把温妮从医院带到体操房看他“汗流浃背”地锻炼；有时曼德拉带她到城市或郊区探望朋友。温妮和曼德拉的儿子腾比相处很好。尽管她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但她也参加会议。当温妮还在学校的时候，“团结运动”吸引过她。现在曼德拉又在开她的玩笑，向他的朋友们讲述他是如何把温妮从这个对立组织里解救出来的，她又是应该怎样感谢他。温妮尽管深深地爱着曼德拉，但仍敬畏他。温妮一直不知道他已经离婚，直到一天曼德拉突然让她去看望一位朋友雷·哈默。雷·哈默将为她制作新婚礼服。“你打算要几个陪娘？”曼德拉问。温妮的回答却是：“婚礼何日举行？”
温妮的父亲为女儿能嫁给一位如此重要而又令人爱戴的人而感到骄傲。但是他也有深深的不安：在特兰斯凯，即使是城镇里，离婚也被人另眼相看。王族家庭的离婚更是如此，他们必须要为人师表。温妮能承受得住指责吗？这种指责无法避免地会有一部分针对她。还有纳尔逊3个孩子的问题，尽管这3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住在一起，但他们自然会来看望父亲和继母，而她是这样的年轻。更何况，曼德拉还在接受叛国罪审判。
温妮从曼德拉的气质中确信她的选择是对的。曼德拉给人以信任、忠诚和无比的勇气。她知道他爱她，但她也意识到：当你投身于事业时，你就不能从个人角度来思考问题。曼德拉离不开人民，离不开斗争。在很久以后，温妮才满怀渴望地谈起她从未经历过的“新婚少妇生活”。
1958年6月，他们在温妮的庞多兰家里结婚，曼德拉原有不准离开约翰内斯堡的法院判决，这次他得到了4天特许假期。利莲·恩戈伊是陪伴他非国大领导人中的一个。当哥伦布·马迪基泽拉对他的女儿宣讲父亲的“智者真言”时告诉她；她必须记住，她嫁给了斗争事业，而不是那个男人。当她把这样一个男人带到他这里做女婿时，她就把非洲人国民大会带到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地方。
按习俗，婚礼应在两家分别举行。但时间已不允许他们去纳尔逊在库努的家了。从传统的意义上说，他们的婚礼并不完整的。为了这个原因，温妮留下了结婚蛋糕的一部分（她现在还留着这块蛋糕，等着她的丈夫从监狱里出来的那一天）。
回约翰内斯堡后，她开始将奥兰多那座门牌为8115号的小房子进行改造。加盖了两间屋子，室内的色调和式样也更新了，在破破烂烂的房子前的一小块地里种上了花草。坑坑洼洼的土路对面是座秃山。滕比、马克加图和马卡基韦有时来和他们的父亲和温妮共度周末。
叛国罪的审判于1958年8月1日在比勒陀利亚一座曾是犹太教堂的建筑物里开庭，当时辩护工作只取得了部分胜利：对卢图利、坦博和另外59人的指控被撤销。曼德拉和西苏鲁在91名被正式指控犯有叛国罪的人们行列之中，另一项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所提出的指控被法院一笔勾销了。
审判这个案子的法官有3名。检察官是奥斯瓦德·皮罗（王室法律顾问），他曾在30年代领导过“在字旗下”运动，在1929年他还是一位特别凶恶的司法部长。辩护工作由一队精明的律师所领导，其中有伊斯雷尔·梅塞尔斯、布拉姆·费舍尔（王室法律顾问）和西德尼·肯特里吉。对于被告人而言，来自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的观察员在场旁听，为这次审判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起引人瞩目的联系。这些观察员中的一位说道：自从德国国会审判之后，除了纽伦堡审判之外再没有这样举世瞩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