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玠判断，袁绍、刘表虽然兵多民众，暂时势力强盛，但终究成不了大事。他建议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也就是迎献帝东归，直接使用皇帝的旗号，对不守臣节的诸侯进行调度，谁敢执迷不悟，就抡起皇帝的大棒敲碎他们的天灵盖。
毛玠自然把袁绍、刘表等人都划在了“不臣”之中。曹操对毛玠的这一颇具战略眼光的建议很是欣赏，连连击节称善，当即采纳，并提升毛玠为幕府功曹。
就曹操来说，随着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当初在参加讨卓时，为了除去皇帝身边的奸佞，拥护献帝，他固然可以万死不辞，但一旦走上发展个人事业的道路，想法就再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单纯了。尤其在董卓死后，随着诸侯争霸的剧烈程度不断升级，曹操必须全身心埋首其中，对皇帝的态度也逐渐由忠心耿耿，更多地转变为实用主义的利用。
事实上，也并非只有曹操君臣才想到要迎献帝东归。关东的州牧郡守，不少人出于各自目的，都有过类似考虑，甚至在袁绍幕府中，也已经有人和毛玠不谋而合，站到了同样的战略高度之上。
袁绍初占冀州，谋士沮授就提出，尽管现在皇权衰微，皇帝已成傀儡，但在诸侯纷争之中，若能够把皇帝控制在手，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号，依旧能在道义上获得极大的舆论优势。
沮授劝袁绍到长安迎回献帝，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朝廷的名义征伐各地。袁绍本来想改立刘虞，结果没成功，自然就会对沮授的建议加以斟酌。
不久，朝廷派大员抚慰关东，曹操和袁绍听说后，都亲自带兵到数百里之外迎接，临别时，两人还相约在洛阳会合，共同将献帝接回来。这表明，和曹操一样，袁绍也已在盘算是否要西迎献帝了。
冤家对头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无论袁绍还是曹操，都尚不具备将献帝接到身边来的条件，不过两人之间又存在着很大差别。
袁绍西迎献帝的主观愿望其实并不强烈，归根到底，他怕弄来献帝后，反而碍手碍脚，影响自己行事乃至自立称帝。曹操则完全接受了毛玠的主张，但囿于形势，不得不暂时搁置，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以与朝廷和献帝接近的机会。
公元192年底，曹操派从事王必出使长安。前往长安必须借道河内，河内郡太守张杨原为丁原的部将，当时受何进委派回并州募兵，结果等他回来时，丁原已经被杀，并州军也被董卓给兼并了。
在无枝可栖的情况下，张杨先归降袁绍，后被匈奴首领于夫罗裹挟叛逃。丁原曾屯驻河内，此处本属并州军的地盘，于是张杨便在河内站定脚跟，并从凉州集团所控制的朝廷那里取得了河内太守的名义。
此时张杨与势力正盛的袁绍已经恢复了依附关系。曹操在名义上也仍是袁绍的附庸，一直以来，与朝廷的联络都须由袁绍代为启奏，而不是自己直接沟通，他所获取的官职，无论是东郡太守还是兖州牧，均由袁绍向朝廷上表。同为袁绍的小弟，张杨认为曹操遣使长安之举破坏了大家约定俗成的规矩，若他放行，让袁绍知道的话，恐怕会怪罪于他，因而拦着王必，不让其过境。
张杨的部属、骑都尉董昭是个聪明人，他认为曹操虽然暂时势力弱小，但未来却不可限量，和袁绍结盟也只是权宜之计，两家不可能一直好下去。他劝张杨不必事事维护袁绍，还是要多给自己留后路，并指出眼下正是一个成全和方便曹操，借以与之结交的好机会。
张杨恍然大悟，不仅同意让王必从自己境内通过，而且还上表推荐曹操。董昭想得更为周到，他以曹操的名义给长安的李傕、郭汜等人写信，依照其地位高低，分别致以问候和打点礼物。
王必越过重重阻碍后，终于到达了长安，但这并不等于就可以顺利地向献帝致意。因为此时的献帝不过是个傀儡，实权掌握在李傕、郭汜手中，两人对关东群雄怀有戒心，缺乏信任感，他们已经本能地察觉到，关东方面有自己拥立皇帝，从他们手中抢去权力的意图。
尽管王必声明来长安是为皇帝致意，而且还带来了董昭写的问候信、礼物，但李傕、郭汜仍旧认定曹操并非实心诚意，打算干脆将王必扣留下来作为人质。关键时刻，黄门侍郎（皇帝的侍从副官）钟繇帮了一个大忙，他对李、郭二人说：“现在群雄并起，各自假托天子之命，割据一方，难得曹操还心向王室，想着皇帝，若不接受他的忠心诚意，恐怕会有失众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