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军进至界桥附近。战幕拉开后，麴义率八百先登兵居前，公孙瓒欲消灭这支先锋小部队，遂下令本部骑兵以“白马义从”为先导，对袁军步列实施“陷阵”式冲击和踩踏。
“白马义从”一边冲锋一边在马上引弓射箭，但不管怎样箭如雨下，先登兵始终镇静地俯伏于盾牌下，一动不动，待到敌骑冲至相距仅几十步远的地方时，他们才突然一跃而起，在步骑踩踏所扬起的尘埃中大喊冲杀。
骑兵主要依靠马匹奔驰的冲击力来对敌人进行杀伤，一旦没有了助跑速度和相应空间，在对阵步兵时便很难谈得上优势，甚至不得不下马步战。在先登兵出敌不意，挫败其锋的时候，事先埋伏于他们背后的一千强弩兵，又给予了“白马义从”以致命一击。
所谓弩，就是安有臂的弓，发射时，一扣板机，箭即射出。弩比弓的杀伤力更强，命中率也更高，但使用要求则相对较低，军中要培养一个优秀射手，往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但要想在短时间内训练出一个出色的强弩兵，却没有那么困难。
强弩兵的缺点是必须有短兵对其进行保护，而且要分批开弩，以保证连续性齐射，只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强弩兵便能对骑兵进行有效抑制。在先登兵的掩护和助攻下，强弩兵千弩齐发，所中必倒，不一会儿，看似锐不可当的“白马义从”便迅速垮了下去。
“白马义从”一垮，公孙瓒全军即溃，被迫逃回幽州。经此一败，公孙瓒这位曾经的骑兵之王便开始走向衰弱，不复往日神气。
界桥大战和之前曹操的寿张大战类似，都是步兵与骑兵对决的经典战例。先登兵不但有黄巾兵那样强悍善战，而且队列更密集，纪律更严格，这是袁军能够打败公孙军的关键所在，它也再次说明，战场之上，步、骑兵对阵，并不是必然都能压倒对方，一切仍取决于到底谁更技高一筹。
在界桥大战进行的过程中，曹操作为助战一方，并没有直接参与，但想来曹操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固然会庆幸于本集团取胜，可为自己减轻压力，但也一定会对曹军战斗力的突飞猛进和强大，感到暗暗心惊。
是的，自击降青州黄巾以来，曹军实力的确已有了很大扩充，然而一对比就知道，还远没有能够达到与袁军直接抗衡的程度，而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面对其它共同的敌对势力，曹操也必须继续和袁绍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盟，一南一北，背靠背地抵御外敌，如此才能使自己不致倾覆，这应该是曹操从观战中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
公元193年春，曹操将军队主力屯驻于甄城，州治也同时由昌邑改为甄城。昌邑位于兖州中心地带，甄城则处于兖州北境，濒临黄河南岸，地理位置虽然相对偏远，但临近河北，更容易与袁绍相互支援。
不打不知道
当时的州郡大小极不相等，曹操的兖州包括今豫东和鲁西南平原，方圆千里，地域已可称辽阔，但相比之下，还只是小州，袁绍的冀州要包括现在的好几省，那才能算是大州。
位于南方的荆州包括今湖南、湖北两省和河南的西南部，也是大州，其属地南阳郡领三十七县，为天下第一大郡。南阳被袁术所控，后来荆州刺史刘表将治所从今湖南境内迁徙至湖北的襄阳，和袁术形成了相逼之势。
孙坚原为荆州长沙国太守，后北上参加讨卓，屯扎于河南境内，成了一个没有地盘的人。袁术见他很能打仗，便表荐他为豫州刺史，和孙坚相互联合，要夺刘表的地盘。
孙坚一马当先，对刘表发起进攻，连连取胜，将襄阳也围困起来。可惜孙坚过于大意，单马独出，结果被刘表的军士用暗箭射死了。
孙坚军群龙无首，已无战意，刘表乘势从襄阳出发，进逼南阳。如此一来，袁术向南面发展的计划就被堵住了，他若是坐着不动便罢，若是要继续扩大地盘，就只能向北发展。
兖州处于南阳和冀州之间，从两大集团整体的攻防态势出发，可以看成是曹操在为袁绍把守着南大门，袁术欲北上乃至进入河北，势必要首先占领兖州。
此时的曹操虽已露出峥嵘，成为关东群雄中新的独角兽，然而打的主要都是黑山军、黄巾军这些起义军，与其它诸侯之间尚未有过大的交手，袁术自认为是与袁绍不相上下的大鳄，便决定在曹操身上试试运气。
袁术引军北入陈留郡，在他进至陈留后，曾被曹操打败的一部分黑山军余部以及于夫罗的南匈奴残兵，见其势盛，便都前来依附。尽管依附者都已是残兵败将，但对于袁军而言，也已算是一个不小的整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