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关中、陇西，作为新附地区，尚需花一定时间进行消化，它们亦会成为后顾之忧的因素，但在上述地区，主力的敌对分子已经被消灭，未尽附的力量又没有形成气候，远不足以对曹军后方造成威胁。事实上，曹操本人也从来没有对此过分担心。
司马懿、刘晔皆为善知军谋的智士，他们关于得陇望蜀的建议，完全是度势而言，并非一时冲动，曹军入蜀的优势和条件也现成地摆在那里，为什么曹操就是死活不愿接受呢？
有人归因于赤壁大战给曹操留下的阴影。在赤壁大战前，曹操对刘备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向来都是雷厉风行，而且从无败绩，赤壁大战后，曹操则相对谨慎起来，过于求稳。当然对于孙权更是如此，若非像“三越巢湖”前那样被刺激得跳起来，他是一定要在觉得十拿九稳之后，才肯大举用兵的。
此外，曹操自穿越陈仓道、攻克阳平关后，对西南山地的险峻已经有了切身感受。汉中之地既如此险恶，巴蜀之地恐怕更甚，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蜀道之难必在陈仓道之上。倘若曹军重又陷身于茫茫山路之中，要吃，粮草输送不上来，要打，险关难以攻克，要退，无法全身而出，到那时候该怎么办？不要说普通将士，曹操自己都对此准备不足。
出于种种顾虑，曹操没有接受司马懿、刘晔的主张，直到七天后，有人从巴蜀跑来向曹军投降。据投降的人说，在曹操一举攻克汉中后，蜀中一日数十惊，每天都处于极度恐慌之中，即便带头骚乱者被守将下令斩首，仍无法安定下来。曹操听后又有些动了心，他问刘晔：“现在还能进攻吗？”
“现在蜀地已稍稍安定，不能再进攻了。”刘晔一直观察着蜀地的动静，他不无沮丧地告诉曹操。
有论者说，不过七天嘛，七天的时间，曹军能够从汉中越过天险，打到益州内地吗？等到曹军苦历时日，好不容易进至成都城下，蜀地说不定早已不是“稍稍安定”，而是“大大安定”了。
这其实是在静态地看问题。曹操尚未入蜀，只是击破汉中，就已经把蜀人吓成了那样，假设曹操在拿下汉中后，立即乘胜而进，直取巴蜀，蜀中恐怕就不是一日数十惊，而是该炸了锅了，刘晔的“不攻自倒”极可能成为现实。
曹操一度动心，说明他其实有心理斗争，一直在权衡利弊。不过到了这个时候，连刘晔都选择了放弃，他也就不再纠结于这件事了。
两个和尚抬水喝
曹军进占汉中后，消息很快就被报告给了尚在江陵的刘备。刘备又急又怕，因为他深知，失去汉中，就等于拆掉了益州的北大门，益州在北面已无屏障可言，随时有可能遭到曹操的攻击。
为了对付曹操，刘备立马改变态度，与孙权进行和谈。协商下来，双方以湘水为界，对荆州按东西进行平分，即从江夏向南，归孙权，从南郡向南，属刘备，史称“湘水划界”。
和平协议的达成，标志着孙刘又再次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联盟。之后刘备立即返回益州，而孙权也乘曹操在汉中尚未返回，重新将战略进攻的方向转向淮南。
公元215年9月，孙权率兵十万，包围了合肥。十万吴军，相当于曹操出征汉中的兵力，也超过了孙权历次在淮南的用兵数量，已足见其攻取合肥的决心。
这一幕，曹操在“三越巢湖”时就预见到了，而且早就有了出奇制胜的腹谋。
曹操对合肥是极其重视的，但是再重视，他也不可能在同一个城池放太多的兵，合肥固定守军为七千，任何时候，如果曹操不率主力出击，合肥守军在数量上都不可能超过前来侵袭的敌军。这么一来，将领的挑选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曹操安排守卫合肥的主将，一直也是固定的三位，即“五子良将”排名前两位的张辽、乐进，再加上一个不啻于五将的李典。
“五子良将”只是后来世人给出的一个评价，其实当时在曹营内部，从资历能力，到地位和职务，三将实在相差无几，至于说战绩，每个人都战功赫赫，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在战将如林的曹营脱颖而出。
因为性格有差异，各方面又都不相上下，三将向来不和，这在曹营也是公开的秘密，派他们三人共同守城，看起来似乎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然而曹操自有高见，他平时派合肥护军薛悌对三人进行节制，协调三人的关系，到即将出发西征张鲁之前，又专门写了一封密令，交给薛悌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