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献帝已授予曹操分封列侯和任命太守、国相之权，这为曹操给将吏封官加爵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他将巴人首领、张鲁的五个儿子、张鲁重臣阎圃全部封为列侯，另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巴人首领为郡守。
在汉中已被其掌握的前提下，曹操对待降人还如此优厚，显然是需要从大处着眼，谋及长远。一者，曹操过去攻陷城池后动辄挥起屠刀，他想改变自己留给外界的这一坏印象，减少以后征伐西南时的阻力。二者，曹操不能老呆在汉中，他已确定尽快回邺，并已以夏侯渊督兵汉中。曹操深知，若不以宽容的政策同时笼络降人，借以收拢民心，夏侯渊在汉中的处境将极其困难。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那段时间，曹操给予降将的待遇都出奇的好，远远超过平时。曾经身份是关中诸将，在关中抗曹的十部联军中占有两席的程银、侯选，以及马超手下有名的猛将庞德，都归降了曹操，曹操不仅既往不咎，而且恢复了程银、侯选的官爵，任命庞德为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
公元216年春，曹操以夏侯渊为都护将军，督张郃、徐晃等留守汉中，自己领兵返回邺城。
是年夏天，献帝封曹操为魏王，以邺城为王都。曹操为掌握实权，在被封魏王后，仍以丞相兼冀州牧，丞相府、魏王府也成为曹操霸府的基本组成部分。
从受爵魏公，建立魏国，到正式进爵魏王，一共是两年六个月。在这两年六个月的时间里，曹操跨越了普通臣子一生都跨越不过去的界限：如果说受爵魏公，还只是位在诸侯王之上的话，魏王不管是实际权力还是表面形式，都已成为不是天子的“天子”。
事实是最好的证明。曹操在夺取汉中后为什么不乘胜入蜀，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原因，还是他把“以魏代汉”放在了第一位。在当时的曹操看来，趁着在汉中建立大功，声望飚升的机会，尽快引军还邺，从汉室攫取资源和权力，才是压倒一切的大事。
随着“以魏代汉”尘埃落定，终于可以专心对付孙刘这两个外部大敌了。公元216年冬，曹操决定举兵讨伐孙权，整训军队期间，已为魏王的曹操意气风发，亲自敲击战鼓，指挥部队进退，颇有志在必得之势。
次年，曹操仍按巢湖至濡须的老路线南征，此为“四越巢湖”。孙权以吕蒙为都督，在濡须口加强防守，吕蒙给原本就很坚固的濡须坞配备了更尖端的武器，即安置强弩万张，用以阻击曹军。曹军攻陷不了濡须坞，就无法顺利入江，眼看正面一筹莫展，曹操又分兵攻击濡须东北历阳的横江流口，试图寻找其它突破口，但也被吴将徐盛击退。
论者认为，濡须地区江河纵横，更有利于吴军发挥其水战优势，而岸上则岭丘散布，地理条件易守难攻，一个濡须坞便足以令曹军寸步难行，这是曹操南征不能如愿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曹操在南方作战的水准也仍待提高。事实上，曹操四越巢湖，所动用的兵力规模比赤壁大战时更大，但由于他总是只对濡须一路实施单线攻击，反而使得孙权可以集中兵力在濡须口迎敌。四越巢湖期间，孙权也始终显得胸有成竹，应付裕如，没有像赤壁大战前那种陷入踌躇和焦虑之中。
曹吴两军经过月余时间的交锋，双方互有胜负，战局相持不下，呈胶着状态。不久，孙权突然主动派使者来曹营求和。
自与刘备重新缔结同盟后，孙权本打算在淮南有所斩获，不料却在合肥城下吃了个大亏。其实那一战就已清清楚楚地告诉他，自己凭借水军和地理优势，保住江东是有可能的，但要想进取中原，则很不现实——骑战根本就不是人家曹军的对手，张辽带着那么少的骑兵，照样能杀个两进两出，末了趁你撤退时还能再大捞一把。说白了，合肥，就是吴军北进的底线，那座城池拦在那里，靠吴军在陆地上的这点本事，是别想过去的。
抗曹难获厚利，倒是让刘备占了便宜，这是孙权在“借”出去的荆州难以全部收回，以及益州被刘备抢先一步夺取之后的由衷想法。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跟曹操讲和，说好你不打我，我不打你？只有谈妥了，才能去做更现实的事：赶走关羽，夺回荆州！
四越巢湖，无一有结果，也让曹操明白，他目前仍不具备彻底击败孙权，平定江东的条件。这时曹军开始出现疾疫，势难与吴军长久对峙下去，而且刘备在回到蜀中后，已对曹军占据的汉中构成威胁，所以曹操亦在考虑联吴击刘之计，既然孙权主动上门，自然没有不顺水推舟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