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的概念也是传统中国思想中可取的观点。我们视己身为大自然的一部分，是以征服自然不是我们要做的事。美国人不会采纳这样的观点，他们研究大自然，目的在于控制它。现今社会上，相信“天人合一”的人在中国也不多了，但至少这是文化上悠久的传统。把这两种不同的观点糅合起来就最理想了。一方面我们锐意了解自然，这本来就是有价值的事；另一方面则与它和谐共处，并生和齐一，即是成为“道”的一部分。
我常常觉得奇怪，为何中国培养的科学家和西方相比，无论质和量皆不如。本人之所以比大部分中国数学家更有成就，或许乃得益于以先父教导的历史和思想为根基，再加上在美国多年，承袭了彼邦的自由思想之故。
在过去差不多半个世纪中，美国对我不薄，我对美国感激良多，对美国数学界尤其如此。我非常赞赏它大力培养后进的传统。再者，全世界的研究人才来到美国，都有宾至如归之感。因此之故，我有幸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思想，从而大大地丰富了我对数学的看法。还有一点，那就是在美国我可以畅所欲言，在中国则不然，大家出言都会谨慎些。另外，学生和同行对我蹩脚的口音都非常宽容。最后，在美国令人赞赏的一点就是，只要你的工作出色，升迁差不多是没有悬念的。但在中国就不同了，个人工作上的成绩未必足够，还要看其他条件。
虽然如此，我仍然心系祖国，决心改变她在教育和研究上的积习。聊堪告慰的是，尤其是近几年，情况渐渐出现了变化，其中在下或许也有点功劳。
经过这么多年，我的身心何在？纵使我对中国怀着深厚的感情和强烈的使命感，事实上，我大部分时间却居住在美国。虽然对美国的情感没那么深厚，但那是孩子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而且我的家和工作还在那里。正如前面说过，这令我有不知何处是吾家的奇怪感觉，我真正的家似乎介于两者之间（在太平洋中部曲折地经过的国际日期变更线）。说到底，只有一样事物能不受这两个国家和不同文化的支配，它就是数学，它早已变成我真正的护照了。
我在数学的长路上走了很久，从伯克利当研究生起计，差不多有五十年了。然而，我尚未有高挂直尺和圆规的打算。一些已经开始了的题目会继续探究下去，同时还有些尚未着手，但列在“可研究”的项目中有待探索呢。
另一方面，我也不想赖着不走，到老来发表一些不及格的证明，令同事和朋友尴尬。当再无法做研究时，我会专注教学。至今我培养了七十个博士，还有几个在攻读中。汉密尔顿曾说我已“组织了一批俊才……让他们攻克难题”。希望他说的对吧。无论如何，值得告慰的是，他们已完成的和将要完成的，肯定比我个人能完成的多得多。到了再不能教书的时候，我只能退下来，但愿到时是心甘情愿，不会变成我一直与之争斗的老顽固吧。
经过早年的折腾，我还能踏上数学这条路，实在很感恩。到了今天，数学依然令我内心激动，好像一条奔腾的河流。我曾有幸在河上航行，乘时清理支流上的一两件障碍，从而使水流到以前未到的地方。我会再继续探索一会，然后站在河岸，退后一点，观赏风光，或为别人打气。
至少对我来说，这是多姿多彩的旅程。这个从汕头来的穷孩子，一头扎进了对自然奥秘的探求，又有幸在其中有所收获。这是他的传记，希望你觉得有趣。
附录
研求之乐
我年少时，并不喜欢读书，在元朗的平原、沙田的山海之间嬉戏游玩，与同伴在一起，乐而忘返，甚至逃学半年之久，真可谓徜徉于山水之间，放浪形骸之外。在这期间，唯一的负担是父亲要求我读书练字，背诵古文诗词，读近代的文选及西方的作品。当时我喜爱的并不是这些书籍，而是武侠小说，从梁羽生到金庸的作品都看了一遍。由于这些小说过于昂贵，只能从邻居借来，得之不易，借到手后，欣喜若狂。父亲认为这些作品的文字不够雅驯，不许我看，所以我只得躲在洗手间偷偷阅读。除了武侠小说，还有《薛仁贵征东》《薛仁贵征西》《七侠五义》和一些“禁书”，都是偷偷地看，至于名著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则是父亲认为值得看的好书，可以公开阅读。他要求我看的同时，还要将其中的诗词熟记，这可不容易。虽然现在还记得其中一些诗词，例如黛玉葬花诗和诸葛亮祭周瑜的文章，但大部分还是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