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尝试在这方面宣传一下，在我办的数学中心，做法和其他中心不同，我采取一种任人唯贤的方法。如果资源得到保证，便可以持续地干下去，所以要努力不懈地向私人筹募经费。这些中心以年轻的数学人才为主，年轻得还不会打当院士的主意。我要他们以出色的研究成果为回报，和名利或其他动机无关。
即如在清华大学的中心，大批有才能的研究人员正在从事高质量的研究。只要有足够数量的人怀着共同的抱负工作，我们或许能够在中国建立一个根据地，使其他数学和科学研究所有例可援。但这需要不懈的奋斗，每当清华数学中心的青年学者有所建树而尝试宣传一下时，某些大学数学研究所的一些领导，就会想办法出来打压一下这些努力得到的成果。
虽然任何时候都有把金钱和权力放置在首位的人，但我亦感到有愈来愈多的年轻研究人员把学术成就视为最重要的目的。怀着这种抱负的人多起来，中国的数学便有前途了。
除了聚焦在大学本科生、博士后、年资尚浅的教授外，2008年，在陈东升先生领导的泰康人寿保险公司的资助下，我还办起了中学数学奖，俾使中学生也可以浅尝做研究的滋味。这项计划本于美国的英特尔科学奖，它最初由威斯汀公司赞助，后来由英特尔和再生元制药支持。它不像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那样，每年由学生比赛解题，而是鼓励创造性和合作性。学生可自由选择参赛的题目，然后花时间、精神和创造力去解决它。
中国刻板式的教育制度，学生多年来一直死记硬背，被动地接受老师的灌输，这类竞赛是我抗衡这种制度的一招。要知道真正的研究，并不是把老师给的习题解出来便算完成，而是至少在你研究的具体项目之中超越老师。
鼓励独立思考，并给予适当的空间，中国学生可以更具创造性，一如美国学生般，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些竞赛的目的便在此。得奖的准则基于创造性，以及对题目熟悉的程度。
2013年，中学物理奖开始了。2016年，生物和化学的科学奖也开始了。著名的科学家如物理学家尼玛·阿卡尼—哈米德（NimaArkani-Hamed）、布莱恩·格林、戴维·格罗斯（诺奖得主），以及数学家约翰·科茨、陶哲轩（菲尔兹奖得主）等都来过中国当评委。
一般而言，每年都有由来自三百所中学的两千多名学生，组成八百五十队参加比赛。2015年，二十四位数学比赛的得奖者中，三分之一被海外的著名学府录取了。不久以前，我还不肯定这些学生学成后会不会回国，但情况开始改变了。感谢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过去三十年，每年的经济都维持了高增长率，因此薪金也愈来愈有竞争力。我的数学中心要聘请高明也愈来愈容易了，相信这全国性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某些方面则比美国优胜。近数十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军费花了上亿兆，经济上大量流失。在这期间，投放在科学和数学上的研究发展资金都枯竭了。但另一方面，中国则没有惹上这些漫长而又花费巨大的军事行动，因而可以投放更多的资源于内政，如打造基础设施、提高生活水平和增加科研资助等。虽然美国的大学还是大为领先，但双方都有值得取长补短之处。
我则兼取两者之长，交替以东方和西方的观点处理事务。中国文化对我的影响至深，对中国文学和历史的兴趣也随年岁的增长而转强；悲喜之际，闲暇之时，不免写些旧体诗词来抒发情怀。
生活上离不开的这些传统习惯和嗜好，使我和美国的同事很不相同。但毕竟在美国生活了差不多五十年，我和中国的同事也不相同。中国文化的精粹继承自父母，父亲教我儒家之道，还有他的伦理观。友云和我也将部分思想和价值传给了儿子。喜见他们长大后心地善良而事业有成，也成家立业了。
“敬老”推得过了头，会对后生一辈造成不必要的障碍，但它确也有正面的影响。中国的小孩从小就学会忠于家庭和朋友。老年人一般都较受社会包容，不会不瞅不睬，因此能安享晚年。西方则不然，老年人往往独自生活。在不太远的将来，当自己进入所谓黄金的岁月，我也期望由此得到慰藉。
根据个人经验，中国人注重历史，这有好有坏。清朝的时候，大概是从1600—1900年，学者很少研究数学，反而把精力专注于数学史上。研究数学史当然很有价值，你可以知道前人（对我来说，如高斯、黎曼等几何学家）的工作，这是十分有用的。很多美国人不喜欢回头看，有时花了很长时间在某个问题上，当我告诉他们问题是从何处和从何人来的，他们会觉得很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