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术界一些人如何行事，从这事件中可略窥一二。我相信数学的真假并不是人的意志或欲望所能改变的，人类改动不了大自然的规律。但是有些人往往只是讲究人情世故，权宜行事，科学真理竟成为次要的了。
2017年，杨先生时年九十四，退出美国籍成为中国公民，轰动全国。他亦由外籍院士变为院士，新的头衔使他在中国的影响力更大。
这种影响力当然有实质的支持，即他在物理学上的重大成就。他和罗伯特·米尔斯用了陈省身先生在非交换规范场上的重要工作，推广了赫尔曼·外尔在1920年代的基本工作。（泡利在杨—米尔斯论文发表前一年也得到了同一结论，但是其中重要的物理疑难要过了十多年后才由其他物理学家解决。泡利选择不发表论文，而杨及米尔斯则决定发表，物理界只用“杨—米尔斯”来命名。）现在这个理论在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中占中心地位。标准模型成功地统摄了至今人类了解的宇宙，描述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粒子，以及它们相互的作用。不无讽刺地，杨先生却对这包罗万象的框架中某些重要的环节有所保留，似乎并不完全相信它。虽然如此，他和米尔斯的这项成就，还有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都是物理学的丰功伟绩，粒子物理学也从中获益不少。
出于某些不明的原因，2003年杨先生写信给清华物理系系主任朱邦芬，提议“以后就不用再聘粒子物理或核物理的新人了，已在这些领域中的同事，可以鼓励转行”。在这封信中，杨先生援引的理由是这领域在“消亡”之中。很多专家指出，杨先生和米尔斯的著名工作已逾半世纪，杨先生对这个领域已经很陌生了。2012年，即那封信的九年后，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标志着粒子物理的重大发现。同年中国的实验室发现了中微子的一种新的振动方式，对于说明为何宇宙中物质多于反物质很有帮助。这些和其他的成果综合起来，可见粒子物理消亡论，正如幽默大师马克·吐温所云，是“极度夸大”了。
2016年，杨先生又发表了《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一文。中国、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学者都热烈地号召在中国兴建全球最大、力量最强的粒子对撞机，它会是在瑞士日内瓦的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后继者。我推动其事，全因这计划无论对中国和对物理都有利，亦有助于提升国际关系，甚至对数学也有好处。基本物理上的突破往往给数学家带来许多新的想法，反过来数学也促进物理的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这些努力从最细小，也是最基本的水平上去了解宇宙。但杨先生反对，认为这是“金钱上的无底深潭”，要求取消王贻芳原本定在2016年11月举行的演讲会。王是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也是这次对撞机项目的领军人物。一个月后，王在北大公开做了一次关于对撞机当前的研究和发展的报告，听众真还不少呢。
我不怀疑杨先生是一番好意，真心促进物理的发展。但老一辈学者应不应该对年轻学者的研究加上这么沉重的压力，值得我们深思。这现象来自千百年来的传统，中国人“敬老”的概念可追溯至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夫子，并由《孝经》一书确定下来。扬名声、显父母、敬老、慎终追远等皆被视为义务和美德。这些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概念，我也赞同，而且为人处世，也一直依从父母的教诲，相信他们泉下有知，也会颔首。
可是，对于学术研究，情况则不然。在美国的学术界，绝大部分年纪老迈的学者都不再企图去影响年轻人的学术方向，但在国内，“愈老愈强”似乎是正道。
杨先生是一流的科学家，在他的本行具领导地位。除了在物理学上做出贡献外，1957年他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提升了中国人的自信，说明就算远远落后于美国、欧洲、日本，中国人仍然能够做出世界级的成就，功勋不可磨灭。近年来，年轻学者也进步巨大，让他们有机会赶上来，留下自己的印记，也是大势所趋。
我对陈先生极为尊敬，他是公认的数学大师，对几何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提升了芝加哥和伯克利数学系的地位，又创立了MSRI，扶持了不少年轻学者包括在下的事业，我铭感于心。到了1970年代的后期，即他助我到伯克利的十年之后，我终究走上了自己的路。
如今，我花大量时间，在中国办了六个数学中心，积极投身于那里的数学和科学活动，正是因为我相信青年人。无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在数学和科学的园地中，都会出现年轻的领导者。他们将新思维带进各个领域，渐渐地加强影响，整个学术界都会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