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处的清华大学可说是例外。在这方面，它比大部分中国的大学都要进步。纵然如此，中国的学术体系比较复杂，主要的大学都由政府通过教育部来领导。新领导上任后，往往倾向于建立新猷，是以政策必然有所不同。这在中国的大学中造就了不确定的因素。
美国每一所大学，内部肯定都有不可避免的人事上的倾轧，系内的、系和系之间的、教员和行政人员的，各个层次都有。可是，当全国一致选出一个新的总统时，国家领导层的改变，除了会导致拨款的变化或政策的转变外，在校园内也没有多大的影响。
田刚现在是北大教授，过去他在北大取得硕士学位，在我的指导下成为哈佛博士。我们虽是师徒，但志向并不相同。我很早就知道，田刚的目标恐怕并不局限于做学问。记得2001年的某一天，我们坐在波士顿的公园里，他对我说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人物。我并不羡慕热衷功名权力的人，自己在数学领域中成功便心满意足了。
但愿我们的关系不会变得那么僵，如关系能转好那就更理想了。但在全面的和解到来之前，我希望能见到他纠正过去不当的行为。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几年来，西蒙·唐纳森和他的合作者曾公开发文，对田刚的某些学术行为提出质疑和批评。
在美国，学术界的升迁主要系于学术上的表现，即工作上的成就。但在中国，一些学者，包括数学工作者，忽视了研究，转而把注意力投放在更易于上升的途径之中。我当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二十五年了。当上院士当然是很高的荣誉，但从物质的角度上看，它并没有什么好处。在中国，院士则享有规定的待遇，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很多院士说同样的话时，那么大家就会相信了。正如一所大学的地位在于它有多少位院士，一个城市的学术水平也视它的市民中有多少位院士。
由于主要居住在美国，我并无资格成为院士，事实上我从未尝试成为院士，也不将之放在心上。可是1995年我却被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杨振宁同时也当选，他当时居于美国，是石溪大学的爱因斯坦讲座教授。
1996年，与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左）和丁肇中（右）合影于清华大学。
大概十年前，陈先生游说，让他伯克利的同事项武义成为台湾“中研院”的院士。1991年，项武义宣称他证明了具有380年历史，由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Kepler）提出的开普勒猜想。这猜想又名球堆积问题，它是有关把球体放进正方形盒中最紧密的摆放方式。设想这些球体是大小相同的橘子，问题变成了：哪种安排能放进数目最多的橘子？开普勒提出，最佳的安排是每个橘子置于三个橘子形成的间隙之上，而每个和边不相交的橘子和六个橘子相接。戴维·希尔伯特在1900年时，用略为不同的叙述方式把问题再次提出来，并把它列为著名难题中的第十八题。
这便是项武义宣称破解了的问题，他又说为了破解它，特意发展了许多球面几何的新工具。他的论文《球堆积问题和开普勒猜想的证明》发表于1993年10月的《国际数学学报》。这本杂志在数学界并不起眼，但是陈先生认为这件工作令项武义当院士实至名归，他热情地在院士的聚会中推荐项武义，项武忠也为弟弟的当选造势。
参与讨论的人中有的人半信半疑，他们当场询问我的意见。我提议为慎重起见，在亲属和朋友的推举之余，也听取外面专家的意见。三个这方面的权威，普林斯顿的约翰·康威（JohnConway），时在密歇根大学的托马斯·黑尔斯（ThomasHales）和时在AT&T和山农实验室的尼尔·斯隆（NeilSloane）都认为项武义的证明无效，根据康威和黑尔斯所言，里面包含“严重的错误”，或如斯隆所言，含有“重要的漏洞”。杨忠道教授指出他本人也研究过这个问题，项的想法并无新意，匈牙利的数学家早就尝试过，而且项的文章错误百出。听了这些专家的意见后，其他的院士都说难以用这件工作来支持他成为院士。投票后，项武义落选了。
一个多月后，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杨振宁先生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你得罪了你的老师。”我的意见逆了陈先生的意愿。我回答说我一直闭口不言，直至别人问我才开口，而且也是清心直说，并无虚言啊。“你只需要说证明是对的便好了！”听他说完后，我只有无言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