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个顽劣小六生，有时会和别人大打出手，但更多的是做些顽皮事，例如玩弹珠，在沙滩上玩耍，上山捕鸟捉蛇，等等。如此这般，无所事事过了半年，我们在学业上毫无长进。
在这段日子里，我早上七时半离家，下午五时回来，就像平时上学一般。父母和兄弟姊妹都对这些课外行为一无所知。可是不用太久，清算的日子便来临了。到了春天，我们要参加期中考试，我的组员差不多全都不及格。在学年完结前，政府公布考试的结果，并将及格的名单刊登在报纸上。那天下午，我正和附近的孩子玩得兴高采烈，三姊来了。她神情凝重地说：“父亲要和你谈谈。”
回到家里，看见父亲。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愤怒，只因报纸上找不到我的名字。他说：“你完了！”情况是再清楚不过了。可幸还有一点儿希望，我发现报纸的次页有我的名字，那是后备位之类的东西。学生考不到官立的中学，但仍然可以考取私立中学。
本来，父亲已准备重重地罚我一顿，但从这里看到希望，他松了一口气。他过去教授诗词和历史时所花的努力，毕竟没有白费。所幸的是，他很熟悉培正中学，有人说这是香港最好的中学。培正的校长敬重父亲，曾打算聘用他，他跟学校的秘书长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不知这些关系如何发挥作用，但无论如何，他们给了我一个机会，学校让我参加入学考试。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机会，我非常用心地备考。幸好，这个机会并未白费。我通过了入学考试，进入了培正就读。
更好的是，学费会由政府全资支付，不然的话，我们或会负担不起。唯一的问题是，经济资助一般在学年结束时才发放，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在学期初便交学费。因此，每年我都会问校长，是否可以收到政府的资助后才交学费。年年如此问，可说颇难为情，但最后都没有问题。
能够入读培正这样一流的学校可说是幸运。比我早十届的毕业生崔琦，199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约有七位校友，包括在下，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萧荫堂，我哈佛的同事，知名数学家，也是培正出色的校友。我的同班同学郑绍远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系主任。
由此可见培正的实力，我入读后也脱胎换骨了。这是命运，如果不是荒废了半年的学业，升学考试的成绩必然不俗，那我就会入读比不上培正的官校。我的兄长成煜便是如此，他是好学生，没有把六年级的日子懒懒闲闲地浪费掉。我只能说，现在我意识到自己是如何地幸运，故此下定决心来补救了。
我在培正六年，度过了初中和高中的日子。班上虽然以中文授课，但除了地理和中国文学、历史外，大部分书籍都是英文的。唯一不用中文授课的科目是英文课。英文课的作业自然都是英文的，所以到了毕业时，大家对英文已习以为常了。
培正的数学老师尤其突出，绝大部分的水平奇高，我对数学的兴趣愈来愈浓了。物理学的老师则平平，我没有成为物理学家，这或是一个原因。化学老师也十分出色，可惜这门科目吸引不了我。开始时对数学并不特别钟爱，但时间花得愈多，我的兴趣就愈浓厚。父亲全心全意地支持我的学业，身为哲学家的他，每每用抽象的眼光看世界。无论在数学或哲学上，逻辑都处于中心的位置，父亲欣赏数学，这便是其中一个原因。我对数学的兴趣日浓，他十分高兴。事实上，他常常鼓励子女寻找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
培正的同学在聊天中常常会提到萧荫堂，他比我大六岁，在校时早已成为传奇人物。大家对他的数学能力啧啧称奇，他在公开考试中的等级和分数之高，皆是前所未有的。多年后我在美国和他打过交道，我们的关系有时有点紧张，但当时并不如此。生活很简单，人际关系也是如此。
1899年创立的培正中学位于何文田，那是九龙西面的一个小区，现在已十足城市化了。在那儿上学不算麻烦，而且谢天谢地，没有人再叫我“冬菇”了。我每天早上七时十五分走路到火车站，和几个同学一起乘车，十五分钟后便到了九龙，再从车站步行十五分钟便到达学校。
培正是由浸信会创办和管理的，校长林子丰在教会中很有名望。学校八时半开始上课，通常早上上几节课，中午午饭，下午又上几节课，三时十五分便放学了。火车三时半准时开，所以我们要跑得很快，不然就赶不上了。